从反感者看于丹的悖时和失策

　　■鄢烈山

　　于丹在央视讲《〈论语〉心得》大红大紫，“粉丝”遍国中，这并不奇怪。从传播技术角度看，于丹借助央视的红火还没有达到10年前各路大气功师们的影响力；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就感叹“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讲什么内容并不重要，于丹的演说才能确实够动人。从社会背景看，从社会主义引进之初的“鄙弃爱国”，讲国际主义（人民出版社《毛泽东书信选集》第一篇《致蔡和森等》），到如今的大讲爱国主义，从“文革”的与传统文化“决裂”到如今的“国学”大热，于丹可谓“圣之时者也”。

　　然而，却有一些人对于丹极其反感。《社会科学论坛》（河北）今年9月号《“于丹现象”分析》喻之为“文化禽流感”；另一篇《关于于丹“心得”的心得》，从于丹“回到内心”的说教论及当下的媒介机制，也持相当激烈的批评态度。这两天在凯迪网上读到一名网友以于丹之矛（《〈论语〉心得》的主旋律“淡定、从容”）攻于丹之盾的文章，针对于丹在凤凰卫视节目中，讲她多年前做工时被挡道猛犬的主人指责吓着了狗，以及如今“我最不能容忍的是盗版”，写道：向全民传授“淡定心法”的于丹也“淡定”不了大片心灵荒漠；与乞丐相比，她无法“淡定”狗事；与工人相比，她无法“淡定”体力劳作之苦；与向权贵们奉献了数万亿元土地收益的农民相比，她“淡定”不了市场利益的丧失……

　　本人对于丹并无这么强烈的否定情感，我认为她能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总比诱人赌六和彩、玩换偶要好，多少算是一桩“拨乱反正”的功德。但她关于安贫乐道的陈腐说教（无非换成了“淡定”这样有个人色彩、包装上“和谐”这样有政治正确时效的词语），其实是非常违背时代精神的，在具体内容上也未见得政治正确。

　　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高涨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改革就是要变革现实，当局者也一再表示要重视制度建设，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人们积极依法维权而不是逆来顺受，才能在博弈中推动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社会治理结构的进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是政府已认识到并正在着力解决的问题，其实也是“和谐社会”概念提出且赢得人心的现实缘由；具体政策如给退休干部和职工加薪列入了中央政府的日程……

　　于丹怎么可以对这些时代特征视而不见，一开篇就教人们“适应日常秩序”，一再要求人们“回到内心”、寻找“心灵的富足”呢？于丹居然说：“大家看，孔子告诉我们做人的标准，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来‘苛责’内心”！她一再批评人们“抱怨社会不公”，竟然说“他们的生活真的相差那么远吗？”甚至不知从哪本“人生哲理小品”上，趸来一个南瓜承受超重压力变得“反张力”大到用电锯才能锯开的神话，激励我们不惧“外在环境”的恶劣。——她这套“饱汉不知饿汉饥”的说教，怎能不惹得许多人反感？

　　于丹的“悖时”，在我看来，是她根本不懂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中庸之道，过犹不及。“打倒孔家店”、“评法批儒”是全盘否定，她则走到对孔子不敢质疑、不敢分析的全盘接受。她要人们学颜回乐贫时，却不敢指出，孔子讲的其实是“例外”：与颜回对举的是“（别的所有）人（都）不堪其忧”；颜回短命死后，众弟子“未闻好学者也”。还有，物质主义的“唯物”要不得，不要物质生活条件的幸福也是虚妄的。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颜回父亲请孔子捐马车给颜回收尸被拒绝，表明孔子还是讲“物质”的。他何尝像于丹说的，“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找到你内心的安宁。”孔子从不是教人们放弃现实生活而出世苦修的教主。

　　尽管如此，于丹的“心得”，在当下仍不失为对贪得无厌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以及由此引发的焦虑，有一定效用的“心灵鸡汤”。

　　她的失策有两点：首先，她没有遵循孔夫子因材施教的原则，没有明确自己的目标受众。与易中天的序存在同样的认识误区，追求言说“普遍的意义”，想讲一个“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殊不知，“我们”在中国当下分属处于“断裂”状态（社会学家孙立平广为人知的用语）的不同阶层，她的说教只适于给那些生活境遇相对从容有基本保障的人群讲（像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一样更适合港台等地的境外华人），却注定会被一些人斥为“屁股指挥脑袋”的哄骗。她不该在演讲中一再批评“抱怨社会不公”的人。

　　其次，书摊上有《于丹文集》，好像她对诸子百家无所不通，我不知她解读法家、墨家等经典时取什么态度，不知她会不会把管子讲必要条件的“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作讲充分条件来批，但她对儒家经典的确太“谦虚”，不违如愚，乃至发挥其糟粕过了头。其实，她只要不把修身内省的话说得那么满，也不至于那么讨那些处境不顺、心有不平的人厌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