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的史实关节

　　■伍立杨

　　名导演李安近作《色·戒》系一间谍惊悚片，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讲述爱国女学生王佳芝陷入一个危险感情游戏的故事。她本来计划以美人计暗杀汉奸头目易先生，却意外地对老易生出爱意，遂于千钧一发之际助他逃走。小说本身将人物心理变异溶化在生活细节中，读来并不惊险。但其行为可能自有其心理依托。其中，王佳芝的原型是郑苹如，而易先生的原型则是丁默村。

　　丁默村于1924年加入中统，北伐前曾赴上海策反北洋系三只军舰起义。1930年以后被派往上海，以民中校长的公开身份，直接领导一个直属情报小组，展开活动。日本侵华前夕，他负责的三处解散，以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闲差居昆明养晦。

　　丁默村投敌后所任伪职很多，关键的有：伪中执委常委、伪中央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特工总部主任，伪行政院社会部部长，伪政治保卫部副总监……其间，指挥七十六号特工机关，在大上海和重庆分子杀得鸡飞狗跳，乱世性命贱于狗，日本记者称其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日本战败投降，他被军统局诱捕，1947年7月5日以汉奸罪正法。

　　军统主导、郑苹如出面，暗杀丁默村，结果功亏一篑。事后观察，可知暗杀技术欠精，设计欠周密，当然也跟丁本人高度防备有关。

　　丁默村极善防身，也极善狡辩，1947年2月，首都高等法院审讯笔录，由审判长推事金世鼎问他，其中涉及郑苹如这一节，问：“上海有个郑苹如是你害的……你听懂没有？”丁氏回答说，李四群的老婆叶吉卿、吴四宝的老婆佘爱珍都可证明郑苹如不是他丁默村杀的，然后他冒出关键的一句狡辩：“郑苹如为人道德很坏，被告不愿说。”（《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南京档案馆整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根据当时高等法院、检察院起诉书、审判书，首次披露）

　　他这一句话，很具欺骗性，把要害责任推在一个年轻女性身上，以男女之事为说辞，企图留下想象空间，突出暧昧关系，藉以混淆视听。实际上据汪伪政权的亲历者回忆说，在汪政权中，太多醇酒妇人之道，而丁默村这个“七十六号”的特工首领，他虽然支离病骨，弱不禁风，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色中饿鬼。

　　审判长又问他：“女孩子为国家做特工当然是要牺牲自己贞操的。你陪她买大衣是吧？”丁回答说，他没有陪在她的身旁，只是用车送，他在车上，杀手用枪打车子，并未打中目标。这个供述和眼下报刊渲染的惊心动魄的细节颇有不同，譬如，他如何在她身边选购付款，怎样把钱抛洒一地，如何在商店玻璃门瞄到杀手的身影，如何制造混乱迅速逸脱，好像刚强与温柔并济型的007詹姆斯·邦德一样……他的供述说明他高度防备到杯弓蛇影的地步，这些人选择了铤而走险的生涯，事实上也是随时都有杀身之祸，所以他根本没有下车。然后，他还加以说明，郑苹如被捕后遭枪杀是实，但不是经他的手，也不是他的意思。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对郑苹如死难之事最后关节点有所陈述，最为可信。“郑苹如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郑钺之女……她常常骑了一辆脚踏车由学校返家，必然经过我的门口，一个鹅蛋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确有动人丰韵。在审讯中，郑苹如承认了为重庆工作，而且是奉军统之命行事……丁默村最初也余情未断，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并不一定欲置之死地。一天在佛海住宅中午饭，我也在座，许多汪系要人的太太们纷纷议论，事前都曾经到她羁押的地方看过，一致批评郑苹如生得满身妖气，谓此女不杀，无异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默村的太太当然是醋海兴波，而其余的贵妇人们尤极尽挑拨之能事，当时我看到这样的形势，早知郑苹如之将必难幸免。”

　　抗战胜利，周作人被捉拿到南京，关进监狱。他的狱中诗作，很少直接涉及降日后的生活，日据时期的人物也似在有意避免。但似乎究竟难以“藏拙”，一点信息还是漏出来了。他的一组感逝诗，分别写梅思平、林柏生、傅筑隐，都写在他们毙命之际。这三个虽然接触不多，但都是文人学者，同气相求还是可以说得上的。

　　这组诗里面，还有一首是写在丁默村毙命之后。一方面兔死狐悲，另一方面，他们虽说不上有什么实际接触，但他的诗流露的情绪反而很抬举丁氏。

　　“英雄一死寻常耳，午月终凶事或诬。赢得众生齐拊掌，投身应悔饲耶呼。”他自注：越十六日而丁默村卒，在小暑前三日，耶呼者，人形之劣等动物，见《格列佛游记》。诗中替丁氏捧场定位为英雄，有点滑稽；又将他们刚刚依附过的日军认定为劣等东西，是醒悟是反省？有点突然。

　　张爱玲从人性的角度、李安从情色男女角度诠释主人公的行为轨迹，但就算美女间谍临危救了汉奸头目一命，其艺术效果仍似雾里看花，隔着一层，不甚真切。

　　丁默村投敌全然从人事斗争落败，意志不遂作为出发点，怨而成恨，转而投敌，纯属一种怨妇式的报复，而置家国于不顾，民族观念抛诸脑后。

　　可怕的是，这样的投敌潮，不是丁氏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不是民国那一特殊时期而是明末等前朝从来就大规模上演过的。

　　可是在美国那样民治、民有、民享的国家，像陈纳德那样的老军人、甚至麦克阿瑟那样的军界巨头，所受的委屈、打压、折损、架空……所受白宫办公室小白脸的奚落，所受的参联会、陆军部、海军部的掣肘、其重压之巨大、冤深，也算得上是登峰造极了，但美国从未出现过大规模、甚至是个别性的投敌的影子，又是为什么呢？恐怕以民族性、狭义的文化传统都解释不通，最关键的节点似乎还在体制，其国家体制充分实现个人的权利、自由，一切人生竞争的基础和起点是平等的，他们所受的委屈最终可以找到宣泄、扭转的出口，而不至心理失衡；他们的人生同样需要出路，但从来不像丁默村们稍有不遂便转向极端，一条道走到黑。麦克阿瑟当年被强行解职，回到美国的当天，人民欢迎、拥戴他的情形、舆论的公开支持，都是在和总统叫板，这是其转圜余地重要的一种。

　　而丁默村们是拿生命、尊严去下赌注，毫无收缩延展的余地，可见体制的力量，使某种人生坐困愁城，乃是一切悲剧的根源、一切悲剧总的起点。这恰恰是小说家、电影家未能深度阐释，未能挖掘表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