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月前传：大国航天长镜头

　　邓小平钻进了月球车，站在一旁的是美国总统卡特，他一脸微笑。

　　这一幕发生在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作为彼时近20年来，访问美国级别最高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得到了卡特的“特殊礼遇”，而其中的重头，便是邀请邓小平参观并且“体验”当年帮助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时使用的月球车。

　　“我是代表十多亿中国人民坐进登月车的”——邓小平事后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甚至有当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邓小平私下曾感慨过“我们也应该登月”。此后，在百废待兴的中国，航天工业在停顿十年之后迅即重起，中国开始在外太空，追赶美苏两个大国的脚步。

　　28年之后，一颗名为“嫦娥”的卫星将开始围绕月球飞行，她来自中国。这一刻，中国的探月计划开始展示在世人眼前，而之前的那段历史，却仍鲜为人知，这场“大国的游戏”，实际上已经潜行40多年。

　　一

　　这个肇始于1965年的载人航天计划，被命名为“曙光计划”，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似乎与太空无比接近

　　1970年8月的一个清晨，方国俊被他的上级临时通知，说是要体检。

　　那时风华正茂的方国俊是一名歼击机飞行员，在中国空军，他颇有些名气，“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令不少战友羡慕不已。不过，方国俊感觉到这次体检多少有些不同以往，因为整个飞行团被通知“临时体检”的只有他一个人。

　　在整个中国空军，还有另外18名“战斗英雄”与方国俊一样，被突然通知要去“体检”。一周之后，他们被送到了北京北郊的一座飞行员训练基地，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北京进行“体检”，令方国俊奇怪的是，这里看不到任何体检使用的医疗器械。

　　这座训练基地位于北京上地地区以北，9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逐渐习惯称呼这里为“航天城”。

　　“中国的载人航天工作，其实早在1965年就已经开始了。”曾经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的戚发轫对记者说，而在他看来，载人航天技术的成熟，是实现探月工程，最终完成登月的重要基础。

　　这个肇始于1965年的载人航天计划，被命名为“曙光计划”，方国俊等19名被通知“临时体检”的飞行员，实际上便是中国的第一批宇航员，70年代的中国人，似乎与太空无比接近：彼时，一艘名为“曙光一号”的飞船甚至都已经基本完成设计。

　　“曙光计划”的发端，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基本同步。曾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的胡世祥回忆，当时经过中央军委高级领导的“拍板”，一个专门用于发射载人航天器的发射场地，已经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开始准备建设。

　　只差一步就上天。方国俊一生最大的遗憾便在于此。据他回忆，在到达北京“航天城”之后，一系列特殊的训练逐步“上马”，十分严格，最终，19名接受特训的飞行员被通知逐一量体裁衣，而这一次的服装并非是普通军服，而是用于外太空飞行的宇航服，此时此刻，方国俊们才真相大白，他们正在创造历史——成为中国第一批宇航员。

　　然而，造化弄人。当方国俊期盼自己能成为改写中国历史的人物时，受到十年动乱影响，“曙光计划”被取消，所有参与载人航天研究、训练的人员队伍，均被解散，方国俊和其他人一起，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

　　在很多老航天人看来，那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动荡”，让中国人进入太空推后了20多年，但胡世祥并不完全赞同，“那时候，客观的说，我们的技术确实还不行。”他说。

　　二

　　“美国朋友大可不必紧张，我们不过是出去找几个‘零花钱’而已”，正是“零花钱”，支撑了中国

火箭的技术研发

　　航空母舰、航天飞机、载人飞船，究竟上哪一个？

　　“十年动乱”过后，当中国的载人航天再次面临上马的机遇时，已经是1985年。“三选一”的问题是在当年制定“七五计划”的时候提出的，比1965年“曙光计划”无疾而终幸运的是，这一次中央选定了“载人飞船”作为目标，然而，一切开始得并不顺利。

　　按照胡世祥的回忆，在经过多轮讨论后，中科院的一些专家提出，从当时世界的情况来看，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占据“主流”位置，而此时进行载人航天器的发射，技术上也有诸多环节不能过关，最终，讨论形成的结论是：先发展应用卫星技术，同时大力研究、改进推进技术，即运载火箭技术。

　　1985年，中科院、国防科工委的多位专家联合上书中央，“863计划”应运而生，运载火箭技术攻关，成为计划重点。尽管载人航天没有一步到位，但一切总算有了开端。

　　“客观地说，当时的研发经费、生产经费都很紧张。”戚发轫描述着那个一切刚刚起步的年代。彼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政府，财政并不宽裕，支撑一个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发，最终满足载人航天和探月的需求，不太现实。

　　1986年夏天，北京，中南海，正在召开的是国务院常务办公会。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之外，还包括航天部及

长城公司的相关领导，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中国航天能不能对外开放，就此问题，航天部以及长城公司的领导和负责人进行详细汇报。

　　所谓对外开放，就是承揽国际间通讯卫星业务的发射，这个市场当时方兴未艾。而对于急需资金的中国航天业而言，“这实际上是一条‘自己养活自己’出路。”时任长城公司副总经理的乌可力告诉记者，在此一年前，长城公司参加巴黎航展，因为囊中羞涩，只租了15平方米的展台。

　　在1986年夏天的这次会议上，当时的国务院高层领导最终拍板决定，中国的航天业可以对外开放，到国际上承揽发射业务。

　　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据乌可力回忆，此消息甫一传出，美国使馆科技处、武官处就多次找到航天部外事司进行交涉，提出以核不扩散为由，禁止中国承揽国际间的卫星发射业务。而航天部外事司的领导回复也颇为

幽默——“美国朋友大可不必紧张，我们不过是出去找几个‘零花钱’而已。”

　　正是这些“零花钱”，在那个财政并不宽裕的年代里，极大地支撑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的研发，在将近10年的国际发射中，“长征”运载火箭的家族“不断壮大”，并逐步开始了大推力运载火箭的研究和制造，而这一切，无疑都是日后载人航天器发射乃至探月的基础所在。

　　“在那个年代里，中国航天声名鹊起，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获得的名声，还远远是次要的，因为，商业发射帮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十多年之后，当中国已经迈入载人航天年代时，戚发轫如是感慨。

　　三

　　在火箭错误的飞行弹道上，航天工程技术人员的宿舍坐落其间，与火箭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们，看到了身边的死亡

　　灾难都是在你忘记他的时候降临——就在中国航天不再为“缺钱”困扰之时，阵痛正在逼近。此后经历的一切，无论是戚发轫还是胡世祥，都永生不能忘记。

　　让戚发轫刻骨铭心的是“风云二号”气象卫星。1994年的春天，这位35岁便担任东方红一号总设计师的航天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正在向他逼近，此时此刻，中国航天即将接受“生命的考验”。

　　“头一天我去了现场，结果第二天就爆炸了。”13年之后，回忆起这一段历史，戚发轫已经平静了很多。

　　在他的记忆中，爆炸的威力很大，已经把房顶都掀掉了。“当时只听到轰的一声，眼前一片红光，然后过了一小段时间，冲击波把我面前的玻璃都阵碎了。”他说，此后便是眼前一片漆黑，戚发轫以为，爆炸震坏了电路，导致停电。事后他才知道，那段“漆黑”实际上是爆炸对眼部神经产生冲击，所导致的间歇性失明。

　　当时在爆炸现场工作的，包括戚发轫在内，总共有十几个技术人员。戚发轫坦陈，那一刻他确实想过，自己这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交待了”，但他没有想怎么出去，因为他的十几个同事都在这里，而当时他是领导。

　　“当时门已经卡死了，最后大家一个帮一个的从窗户爬出来，也有人最后没有出来，我很伤心。”每每回忆这段历史，戚发轫总是心怀愧疚，而他则是最后一个被抢救人员背出现场，腿部受伤。

　　曾在西昌发射基地工作的，负责导航技术研究的工程师倪海龙与戚发轫有着同样痛苦的记忆。

　　1996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距离中国的农历新年也已不远。此时的中国西昌火箭发射中心一派繁而喜庆的景象，一枚长征3号乙型运载火箭，矗立在发射台上等待发射——这个型号的火箭，恰恰与11年之后用于发射嫦娥探月卫星的运载火箭 “系出同族”。

　　此时此刻的“长三乙”上，装载的是风云国际卫星组织的“703卫星”，这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商业发射，1996年的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发射场所有工作人员，都在等着发射成功之后，回家好好过一个农历新年。

　　人们信心十足，对于再次将要降临的灾难，发射中心的所有人，都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而这一次将要降临的，是比1994年更为惨烈的一场灾难。

　　点火— 升空，最初的一切都显得十分正常。但在不到10秒钟之后，令现场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火箭升空起来之后，呼的一声，横过来了，然后就横飞了出去，在场的人都知道，完了，肯定完蛋了。”目睹这一恐怖场面的倪海龙回忆道。

　　在火箭错误的飞行弹道上，航天工程技术人员的宿舍坐落其间，而未能消耗多少燃料的火箭，恰是在此撞山爆炸，与火箭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们，看到了身边的死亡。他们发誓，这样的惨剧，不能再发生了。

　　四

　　一位国务院高层领导“拍板”：神舟五号上一个人是“科学的决定”

　　黎明总是与黑暗相伴。就在中国航天的90年代屡遭失败时，中国正式的载人航天计划却已悄然启动。“当时中央领导开会，特别指出，发展载人航天将来一定会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领域产生重大影响。”胡世祥回忆说。

　　言外之意，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意识到，载人航天将是一场大国的游戏。

　　彼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曾经在一次专门针对载人航天工作的会议上表示，“勒紧裤腰带也要干这件事情，不行我们就动用国库，看看还有多少黄金储备。”与80年代的“缺钱”相比，此时财政虽仍艰难，但已宽裕许多，而此时的各方面技术也基本成熟。

　　水到渠成的时候到了——1992年9月21日，李鹏亲自拍板，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定名“神舟”，到2000年发射无人飞船时——“神舟一号”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题写了飞船名号。

　　从神舟一号到四号是一个阶段，但真正的挑战显然在神舟五号，因为这是中国载人航天的首次载人飞行。

　　“载不载人的问题争议很大。”胡世祥回忆当年神舟五号发射之前的经历，前苏联曾经发射过七艘无人飞船，才开始载人；美国发射了八艘，才载人上天；中国只发射了四艘无人飞船，能否在未用猩猩、猴子之类的动物做实验之前就直接上人？上几个人？”他对记者重复着当年的问题。

　　而且，鲜为人知的是，神舟五号之前发射的最后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四号，曾因技术故障而推迟发射近三个月之久，而这也曾惊动了中央的最高层领导。

　　事情多少有些蹊跷，神舟四号在装车拉到发射现场，在进行发射前的例行检查时，发现一个插头的一个触点接触不良，如果此时检修，全飞船类似的触点高达1500多个，维修一个插头，很可能对其他的触点也产生影响，从而带来发射的安全隐患。

　　彼时，胡世祥将此问题向中央进行了详细汇报，江泽民给予了批示，他说，推迟一年也没关系，不要求你们必须在哪一天发射出去，但发射出去就要成功。此后，神州四号被拉回制造厂，开膛破肚进行检查，结果发现77处触点存在问题，让人不寒而栗。

　　对神五载人飞行产生争议，还缘于当时的历史背景。2003年，国际航天领域灾难频发，先是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随后又有巴西发射场的爆炸事故。胡世祥说：“哥伦比亚号出事的第二天就给航天员开会，让他们谈感想，结果他们说：“我们既然投身这个事业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但尽管如此，所有人都希望神舟飞船的航天员能够顺利返回。在经过反复论证之后，还是一位国务院高层领导做了决定，他表示，作为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上一个人是一个科学的决定。

　　而根据设计，神舟五号其实可以搭载3名宇航员同时升空，这本可以创下国际航天史上的一个新纪录。但在生命面前，中国的最高决策层选择了谨慎，自此，才成就了杨立伟成为中国外太空飞行的第一人。

　　五

　　40多年前方国俊接受训练的北京航天城，又有一批歼击机飞行员在接受特殊训练，他们之中，或许将产生中国登月第一人

　　1992年，中央敲定载人航天计划的第三年，也就是1995年，“探月工程”便悄然立项。而“嫦娥计划”的称谓直到2000年以后才得以使用，在此之前，一串四位数的阿拉伯数字，一直是探月工程的代称，而至今，这个“番号”也尚未正式解密。

　　记者了解到，1995年敲定“探月工程”时，曾规划了一个被称作“三步走”的战略，即第一步完成卫星绕月飞行和探测，第二步建立太空停留的空间站，第三步则最终实现“登月”目标，整个计划当时确定耗时35年。

　　然而，比登月提前3年启动载人航天工程，一度经历的不顺利，也曾令这个计划耗时35年的探月计划倍感压力，一旦“神舟一号~四号”出现问题，导致神舟5号不能载人飞行，那么探月工程就必须推迟。

　　戚发轫的记忆又回到了2000年，这一年的12月18日，神舟二号飞船开始进入发射厂区静待发射，但半个月后的12月31日，事故再次降临。令人担忧的是，此时神舟二号，已经基本具备了日后载人航天器“雏形”，大量自行研发的生命维持系统被装载到了神舟二号之上，这次事故，令所有参与载人航天的研究人员，都倍感压力。

　　这次事故是发射场的违规操作造成的：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临时决定另外进行一个试验项目，结果组织不严密，发生事故，导致神舟二号和运载火箭主体严重受损。而万幸的是，一切并不是致命的，在经过紧张抢修之后，发射顺利成功，“嫦娥计划”无形中躲过了“一劫”。

　　然而，在“嫦娥”诞生之前，潜在的“劫难”却远还没有结束。在神舟三号、四号飞船上，先后出现了“插座焊接触点”的故障，这一切所造成的紧张气氛，甚至远远超过神舟二号的那场事故。

　　作为中国载人航天的最高指挥者之一，负责运载火箭研究的袁家军在一篇未曾谋面的回忆文章中称，神舟一号时，我们的实验飞船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从神舟二号，神舟三号，神舟四号计划也就三次无人飞船的发射，如果其中出现致命的故障，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神舟五号也就不能载人了。

　　一旦神舟五号不能成功载人发射，探月工程势必将向后推迟，这样的压力可想而知，而这几乎是中国航天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工程产生如此紧密而且必然的联系。

　　“嫦娥”是幸运的，神舟五号成功发射，探月计划随之被披露，并且被命名为一个公众熟知的名字——“嫦娥工程”。

　　“卫星发射、载人航天、绕月飞行、登月探测，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顺序不能打乱，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下一个环节就无法实施。”戚发轫向记者强调，在他看来，“嫦娥探月”是此前一系列的突破，所形成的必然结果。

　　公元2007年10月24日18点05分，长征三号甲火箭成功把嫦娥一号送入地球轨道，此后，嫦娥一号将进入月球轨道开始探测。而此时此刻，在40多年前方国俊接受训练的北京航天城，又有一批歼击机飞行员在接受特殊训练。

　　他们之中，或许将产生中国首位登上月球的宇航员。相关报道见B1、B2版

　　探月的时态

　　历史

　　探月争议

　　199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次探月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提出探月计划之后，在其他部委之间，引发了一定程度的争议。甚至有部委领导直接发问：“你们搞探月干什么？”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艰难的社会转型期，也刚刚接触到改革的攻坚阶段。国有企业改革、下岗职工安置、社会保障转轨等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自然要耗费大量资金，而登月计划所需要的巨额资金支持，成为了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很多部委的领导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有比探月更多的问题需要政府财政投入来解决问题，而探月工程所产生的效果，显然不如这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急迫。

　　另外一个焦点集中在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探月”？这一派认为，中国目前在地球轨道外层空间的探测技术仍然与美国、俄罗斯等国有明显差距，此时启动探月工程，即便最终成功，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科学意义，为一个象征意义支付一笔不菲的财政开支，而不能预测到有何结果，风险过大，因此建议，在探测技术完全成熟时再行探月。

　　“月球上丰富的资源将是各国解决能源危机必争的对象，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月球利益。”欧阳自远反驳，这个报告得到了“863”小组很好的评价，“认为这件事情中国确实应该干”。而所有争议的平息，直到朱镕基、温家宝两任国务院总理先后批示支持探月工程之后，争议才逐渐平息。

　　现在

　　中国探月路线图

　　第一步，发射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对月球表面环境、地貌、地形、地质构造与物理场进行探测。

　　第二步，2007年至2010年，目标是研制和发射航天器，以软着陆的方式降落在月球上进行探测。使用降落在月面上的巡视车、自动机器人探测着陆区岩石与矿物成分，测定着陆点的热流和周围环境。

　　第三步，2011年至2020年，目标是月面巡视勘察与采样返回，为下一步载人登月探测、建立月球前哨站的选址提供数据资料。

　　未来

　　中国航天未来目标

　　1 .自主研发的导航卫星“北斗”扩展至30颗规模，形成中国自主掌握的卫星导航系统。

　　2 .研制新一代无毒、无污染、高性能、低成本和大推力运载火箭，最大载重量25吨，是目前长征系列最大载重量的三倍，将用于探月、登月及空间探测大型飞船的发射。

　　3 .载人航天实现“出舱活动”，即完成宇航员太空行走。同时进行航天器对接实验，逐步发展空间站技术。

　　4. 实现对月球探测的“绕、落、回”，目前，“嫦娥一号”已经开始绕月飞行探测，“落和回”即是无人和载人航天器，实现登陆月球，并成功返回地球。

中国经营报记者：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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