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拳出击住房难 监管保障须完善

　　选题策划/本报记者 郑小栓

　　策划执行/本报记者 武文静

　　近几年来，全国大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较快，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在今年8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中和同月24日召开的全国城市住房工作会议上，将居民住房提高到民生问题的高度并加以重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难的问题将逐步得到缓解。但在政策的执行中，谁来保障和监管制度的实施则令人堪忧。香港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更应依据内地的实际情况加强政策实施和保障的监管，将保障性住房的现实意义真正落到实处。

　　监管缺失 隐患多多

　　“很多有钱人都能买到经济适用房，真正够条件的人不一定能享受到优惠政策。”家住北京白云观小区的张女士向记者坦言。

　　“在廉租房的监管上我们采取公示的方法，只要符合条件的就可以继续享受，居民提出异议的经我们调查属实就取消其廉租房资格。但经济适用房我们就不好把握，总不能去银行查人家有多少存款吧，再说这样做也不现实啊！”六里屯街道八北社区党委书记张凤英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在我国内地由于财产申报和透明度问题，除廉租房保障模式外，其他的住房保障模式都很难实施。廉租房制度要求被保障者必须居住在廉租房中，但是有权力和有钱的人不愿居住在廉租房中的，保障对象错误存在内在自我调节性。但像经济适用房这样的货币化补贴就会让有权者有动力去作假，而我们的财产申报和财产透明度低又无法查清其真实的收入状况，或者这种查清的成本太高，这样的制度或方案缺乏制度的内在自我调节性，在实施和监管上存在很大的困难。

　　“经济适用房得排号，房源紧张，有些即使够条件了也得花高价从开发商那里买房号。”张小姐告诉记者说。

　　经济适用房公开的销售方式是摇号，但是有一种销售方式一直存在，虽然是私下操作，但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如果通过正当的渠道买经济适用房，那房子肯定是卖完了，但是通过一些房地产中介公司或其他一些渠道，就能找到房源，只不过需要多付一些费用。这笔费用不进入公开的交易程序，只私下给牵线的人。在公开的交易过程中，房子是原价销售，按初始交易办理。这笔隐形费用，随着房价上涨而不断上涨的，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在很多经济适用房项目中，开发商都预留了房源，导致即使符合经济适用房条件的居民也不得不花高价买房。政府有关部门对开发商的监管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

　　借鉴香港成功模式

　　香港特区政府于1954年开始实施公屋计划，经历了五十多年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迁，在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公屋制度，不仅持续大规模地提供着公屋，并且致力于为公屋居民提供满意的居住质素和管理服务。

　　在香港既有价格令人咋舌的豪宅，也有普通的民宅，还有政府提供的公屋和居屋。香港公屋和居屋占了楼市供应总量的一半，仅公屋就有70余万套，解决了30%香港人的居住问题，另外约20%的人住在政府出售的居屋(居者有其屋计划兴建的出售房屋)，而且申请入住公屋的轮候时间平均不超3年。

　　在香港的房屋体系中，房屋委员会和房屋署扮演了重要角色。香港的房屋政策事务由政府总部的运输及房屋局负责。而在公共房屋方面，政府成立了法定机构——香港房屋委员会，制定和推行公共房屋计划，而房屋署是房委会的执行机关。

　　在香港，公屋有着严格的准入与退出机制。香港房屋条例规定，任何人士如故意向房屋委员会虚报资料，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可判罚款20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基本上就可以杜绝虚报情况的发生。

　　因公屋资源有限，为了确保其合理分配，香港有公屋轮候册的安排。轮候册申请人必须通过收入以及资产限额的审查，在香港住满7年，并且没有私人住宅物业。针对收入和资产限额，房委会也会按照最新的经济数据按年修订，确保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才能入住公屋。申请公屋时，4口人只能申请到30多平方米的一间公屋，7至8口人可以享有60平方米以上的三室。

　　在加快公屋流转方面，一般住户如果在公屋住满十年以上，需要申报其家庭收入，如果家庭总收入超过规定限额的两倍和三倍，就要分别交纳1.5倍和2倍的租金另加差饷(香港对楼宇或物业征收的间接税)。如果家庭总收入超过限额的三倍，而家庭净资产又同时超过有关限额，住户就必须迁出公屋。

　　但香港的成功经验并不能解决内地保障性住房出现的所有问题，只能在某些方面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究其实质而言，我们还需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来不断建立和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出台一系列的系统性规范和监管措施，使老百姓不同层次住房需求的满足得到有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