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贩子成为大医院顽疾 14元挂号单卖了314元

　　实习生 邵玉群

　　现场直击：排队的辛酸

　　早上6时，海淀区某三甲医院的挂号窗口外已经排起了20多米长的队伍，队伍歪歪扭扭沿着过道，一直延伸到门诊楼门口的空地上。

　　排在队伍首位的是一位50岁上下的妇女，地上摆放着几张摊平的报纸，身上裹着一件暗红色的外套，倚靠在挂号窗口的墙壁上。她欠了欠身，揉了把脸后告诉笔者，为了挂今天的专家号，前一天晚7时就来了。排在她身后的是她丈夫，两个人替换着排队。

　　7时，队伍排到了40米左右，队尾紧挨着医院的机动车门，距离马路不到2米。

　　7时30分，开始挂号。人群一阵骚动。十多分钟后，挂出了“神经科上午满”的牌子。8时，“骨科全天满”，一些挂骨科的人一边嘟嚷着一边退出了队伍，也有人继续在挂号处再三确认。

　　早上8时的协和医院，挂号的人已经分为两拨。一拨在挂号大厅内挂当天的号，另一拨在挂号大厅外挂第二天的号。行李、报纸、小板凳摆了一地，排队的人已经有八九个了。

　　从挂号大厅内排队人群中退出来一对青年男女，不停地打听着号贩子的下落。穿着时尚的年轻女士告诉笔者，他们早就做好了挂不到专家号的准备，今天就是来买号的。“让我自己来排那么长时间的队，我宁愿花高价买号，不耽误上班也能睡个好觉。”

　　号贩子：我们是利人利己

　　“要号吗？”协和医院挂号大厅内，一位中年妇女穿梭在各个队伍之间，不时询问排队的人和离开队伍的人。她手腕上套着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的病历和一些单子隐约可见。

　　当笔者以病人身份要求买号时，这位姓李的号贩子当即给了一张随手撕下的硬纸片，上面写着两个手机号——一个是上海的，另一个是北京的。她说，要什么号提前三四天发短信即可。由于目前协和医院是实名制挂号，她要求患者提供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一切详细信息。她介绍说，她卖的都是专家号，一般的科室9元的挂号费，她要加收100元，11元的加200元，14元的加300元。

　　她说，如果是挂权威专家×××的风湿免疫科，则要卖到1500元。当然，风湿免疫科的号她挂不到，但是可以帮忙联系其他的号贩子。

　　“我们绝对能挂上专家号！”她拍着胸脯保证，“现在排在外面挂明天的号的队伍里，前三个都是我的人”。

　　在同仁医院门口的天桥下，一位胖乎乎的中年男子靠着台阶栏杆一直在嚷嚷“要号吗”。见笔者上前询问，他说，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号卖300元，其他医院的专家号也可以提供。

　　“我可是个不大不小的头儿，哪个医院没我的人？你要火车票找我都行。”他介绍说，干号贩子这行的很多人原本都是在火车站做票贩子的。现在医院的号贩子，各有各的地盘，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规模的行业。每天就和打游击战似的，和警察玩着“猫鼠”游戏。

　　这位号贩子的做法是“雇人排队”——每天指派临时招聘的十四五个人，到同仁医院排队挂眼科专家号，为了一个号往往要排30个小时，他给聘用人员的费用是每人每次150元，然后他再以300元的价格将专家号卖出去。正常情况下平均每天纯收入就有上千元。

　　这位中年男子告诉笔者，做号贩子虽然收入不错，但也有很大的风险，号卖不出去但是雇人排队的工资仍然要付。

　　他坚持认为，号贩子是一个利人利己的“行业”，不仅为挂专家号的人省下了时间和精力，还能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没我们你有再多的钱，不排队也看不上病啊。”他说，有些人30个小时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300元，为什么不选择又舒适又省钱的买号呢？

　　他强调说，他卖的号都是货真价实地排队排来的。有一次，他遇上一个农村来的老太太要看眼科，快到中午11点了号仍然没卖完，就送给老太太免费去看。但老太太嘀咕着“会不会是假的啊”，最终没敢要。

　　 医院保卫科的无奈

　　对那些整夜排队甚至提前24小时排队的患者来说，号贩子的可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他们就是没事排队挣钱的，我们怎么排得过他们啊。”中午13时，中日友好医院门口排队的大妈一说起号贩子，一脸愤怒，音调也提高了许多。这位大妈60多岁，是为儿子来挂次日的风湿免疫科专家号的。“医院就该管管这事！”

　　近日，笔者采访了海淀区某三甲医院的保卫科，一位负责人苦笑着说，保卫科没有执法权，也奈何不得号贩子。但这位负责人告诉笔者，医院在这方面已经花了很大力气：保安要尽量识别号贩子，然后阻止其排队，甚至让穿着便衣的保安排在队伍中去维护秩序。

　　他说，只有联合公安部门集中打击号贩子，效果才是最好的。但由于联合公安打击投入的警力太大，产生的效益太小，不可能长期坚持。到目前为止，今年共集中打击号贩子3次，号贩子虽然当时有所收敛，但很快就死灰复燃。

　　“依法制裁很难。”这位负责人长叹。要依法制裁号贩子，只有满足“当场交易”和“买号者自愿作证”这两个条件，但绝大多数买号者都不配合，大大纵容了号贩子。保卫科能做的只有取证，积累一些号贩子的资料，移交公安部门。

　　他介绍，目前保卫科对号贩子越来越无能为力，因为一些号贩子不再贩号，而是转让其排队的位置。被保卫科批评过的号贩子事后会写一份投诉信到医院的办公室，投诉保安“执法不文明”，有时候还会报假警说保安打人了——号贩子的反咬一口，使很多保安都不敢管这事。

　　他说，控制号贩子，根本措施还是要门诊调整流程，缩小号贩子的活动空间。

　　预约：号贩子又一个生财之道

　　目前北京的很多大医院都没有预约制度，这给诸多患者造成了不便，很多人认为这也让号贩子有了可乘之机。东城区某著名医院的门诊部主任解释，医院曾经有过网上预约，但效果欠佳，再加上号称能挂上该医院的号的网页实在太多，反而帮助了号贩子。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门诊部主任李强说，北医三院由于正在建设医院工作站，电话预约暂时不能办理。最开始推出电话预约卡的时候，很多都被号贩子拿走，“反而给了号贩子一个生财之道”，有的号贩子靠一张电话预约卡一年能挣十几万。当时医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那些预约频繁的预约卡进行了监测，并收回了一些，但效果并不理想。为了避免预约卡再次落入号贩子手中，后来电话预约卡只能通过合同单位限量发放。他解释，由于诚信问题，网上预约暂时不适合推广。

　　东城区某著名医院的门诊部主任告诉笔者，要改变目前一号难求的现状，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完善的预分诊制度。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毕竟有限，解决疑难杂症是其职责所在，这就要充分发挥一级、二级医院的作用。

　　这和李强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说，目前的现状是大医院超负荷运转，一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吃不饱”。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加强一二级医院的技术水平，同时鼓励病人治疗常见病去社区医院、初诊只挂普通号，从而更合理地分配医疗资源。

　　某医院资深医生说，要实现李强所说的这一目标，存在着极大的瓶颈，那就是现有的政策不合理。提倡患者去社区医院和一二级医院是好事，但是很多公费医疗的药品在这些医院开不了，这样就导致开药的病人也往大医院挤，病人分流的目标很难实现。

　　李强介绍，北医三院今年8月份的日均门诊量是6666.61人次，而1958年建院时设计的门诊量为700人次。面对这样大的门诊需求，医院一方面不停地扩大诊室和建筑面积，一方面也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措施，让医生尽量多出诊。

　　

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资深医院管理专家于宗河指出，造成目前这种“一号难求”现象的原因不光在医院资源短缺，而是有深层次的体制、政策、理念等复杂因素。为此，于宗河开出了治本“药方”：双向转诊和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以经济、行政、技术相结合的手段分流病人，做到小病上小医院，小医院看不了的再转大医院，病人自付费用比例降到合理程度。

　　此外，他还强调，围绕构建以上制度，相关部门要调整政策，向公众普及分层次医疗的理念，构建相应的医疗服务及医疗费用支付两大管理体制。只有同时把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解决了，才能真正缓解“一号难求”的现象。

　　本报北京9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