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自知之明

　　■梅桑榆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好皇帝之一。他坐上龙椅之后，并未变得晕晕然飘飘然，自以为天纵英明全知全能，而是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发现自己认识上的不足。可以说，正是这种自知之明，才使他能虚心纳谏，选贤任能，从而制定一系列利国利民的善政，使唐王朝走向鼎盛。

　　李世民少时习武，后又率军南征北战，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故喜收藏兵器，尤喜收藏弓矢，至即位之初，已得良弓十多张，自以为都是天下极品。不料有一天，他向一位弓工展示这些心爱之物，弓工看后却说，这些弓皆非良材制作。李世民问其故，弓工说：“由于木心不直，木材的脉理都是斜的，因此弓虽强劲，射出的箭却不走直线。”弓工的解释令李世民忽有所悟。随后，他对太子少师萧王禹讲起弓工识材之事，并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资治通鉴·唐记·卷一九二》），乃命京官五品以上轮流住在中书内省，随时召见他们，“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又精选博学的朝臣官吏虞世南、姚思廉、欧阳询等，以本官兼学士，令他们轮流入宫值班，于听朝之余，引入内殿，和他们“商榷政事，或至夜分而罢”。并将官吏言事的书奏贴在寝殿的墙壁上，以便随时审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他认为自己“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大唐新语》），又令魏征、虞世南等人精选经史百家中的嘉言警句和明君昏主的作为，编成《群书治要》一书，供他了解历代帝王的治国之道和王朝盛衰之理，使他可以“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并且常对公卿大臣说：“人苦于不自知”，要他们当面指出其治国之得失。

　　李世民既能从某些小事发现自己认知上的有限，又能省视身居高位者所处的复杂环境和面临的危险。他曾对大臣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资治通鉴·唐记·卷一九六》）这段话虽然是对大臣所言，但却是在提醒、告诫自己。皇帝一人面对众多求取宠禄者的包围，就像那车轮上的辐条从四周向车毂集中一般。这些人各施心计，各展其才，极力以其所能讨皇帝的宠幸。靠勇力或辩才得到皇帝的赏识，还是从有用出发，而阿谀谄媚、投其所好、耍奸施诈，却是瞅准皇帝的软肋，或曰人性的弱点施招。而皇帝若不能时时保持警惕，稍有松懈，只要中其一招，祸患就会随之而来，这正是身居高位者所难以对付的。由于他能认识到这一点，故能亲贤臣，远小人，在用人上惟才是举，不私于党。他常将都督和刺史之名写在屏风上，每得知他们政绩的优劣和操行的善恶，皆注于名下，经常观看，酌情升降其官职，而溜须拍马、献媚投机者皆遭贬斥。

　　古语云：“人贵有自知之明。”位尊九五的皇帝有自知之明，更加难能可贵。自古以来，别说有自知之明的皇帝屈指可数，即使是有自知之明的官吏也不多见。不知多少人一朝乌纱加顶，便自以为无所不知。而大凡权力在握却无自知之明的人，无不是刚愎暴戾，专横独裁，凡事胡拍板乱决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谁提意见整谁，其恶果必然是小焉者为害一方，大焉者祸国殃民。

　　无论是皇帝，还是一般官民，有自知之明，于己于人都是有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