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道诚可贵 浪费谁埋单

　　李仕春

　　路修到一半，发现前面挡着十几株受保护的红树。是砍掉红树按照原规划修建，还是修改规划，另行选址、征地，多花上千万元为红树让道？海南省文昌市政府最终做出抉择：保住红树！让正在修建的文东路改道、文东桥下移30米。（9月18日《新京报》）

　　为保护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珍稀树种红树而让市政道路改道，文昌市政府的做法确实值得嘉许。正如有舆论所说，此举体现了文昌市政府较强的保护生态意识，而且在钱与法之间，文昌市政府选择尊重法律，真正是在依法行政。

　　但问题是，这样的改道之举却是典型的事后亡羊补牢，“路修了一半才发现”折射的其实是一种决策失误，伴随着这样的失误需要新增上千万元资金。对于经济还不发达、财力十分薄弱的文昌而言，上千万元资金的意义不言而喻，而这却是因为决策失误而交的无谓的“学费”，其实质是对纳税人血汗钱的浪费。

　　国家

审计署李金华审计长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的领导干部贪污几百万元被判了刑，大家拍手称快，但有的领导大笔一挥造成决策失误，可能一下就损失十几个亿，比贪污腐败更可怕。在我们惯常的价值判断里，贪污的“有形之手”往往总能“斩之而后快”，而对决策失误这样的“无形之手”造成的浪费却一直缺乏有效的问责，更极少看见有决策者因此乌纱落地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曾被珠海市列为一号“政绩工程”、号称“全国最大最先进最新潮”的珠海机场，目前“仅基建拖欠就达17亿元”。该机场建成后每月客流量四五万人次，只相当于广州白云机场一天的客流量。原机场设计客流量是1年1200万人次，但是2000年只有57万人次，利用率还不到 1 ／24。

　　三门峡水库由于设计上的缺陷，使得水库发电和上游泥沙淤积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导致黄河中游的重要支流渭河变成悬河，多次发生水灾，沿岸民众受害不浅。

　　我国1978年完成“运十”飞机的设计。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不舍得再投入后期的20亿~30亿元资金，有关部门将这个项目下马，不仅使前期的5亿元资金白白浪费，而且失去了一个关乎中国几千亿甚至几万亿元的干线飞机市场……

　　据世界银行估计，从“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至5000亿元。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如果是因为历史条件所限或技术缺乏出现决策性失误，这似乎还有可宽宥之处，但怕就怕那些依然停留在拍脑袋层面的想当然决策、刚愎自用缺乏公众参与的个人或部门封闭性决策。比如这次市政道路改道，我相信，作为与民生休戚与共的市政工程在规划阶段形成必要的预判并非难事，但相关部门就是“不想为”，导致了后期如此被动的改道，引发了巨大的行政浪费！

　　决策失误，祸国殃民。要落实

科学发展观，其题中应有之义首先就应该是向决策要质量、要效益，而不能总是“拿钱”后依然买不来“教训”，在此起彼伏的马失前蹄后依然麻木不仁，失误不断。

　　笔者以为，要避免决策失误，减少损失浪费，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决策机制，既包括常态化、制度化的决策机制，同时更包括决策后的失误追究、赔偿和辞职机制。只有敢于向那些不负责任而盲目决策的领导干部“开刀问斩”，才能切实规范好领导者决策的“无形之手”，才能减少一些市政道路改道这样的尴尬！高姿态的改道之举固然可贵，但我们不妨多问一句：改道造成的浪费该由谁来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