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管理学界“海归”

　　作为国内学术界的后进入者，管理学“海归”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利用政策“寻租”的可能，也很难打“毅然回国”牌

　　迟到的管理学界“海归”

　　商学院研究

　　海归上岸之我谈(一)

　　许德音

　　今年8月4日，参加美国管理学会年会的几十名华人学者在学界前辈陈明哲教授的召集下齐聚费城会议中心，进行了一场题为“与中国共同成长”的讨论。我作为三个演讲者之一，以“海归学者的机会与挑战”为题与大家分享了心得。从2001年至2007年，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作了六年，直到最近转往香港大学商学院。作为管理学界最早以市场行为方式从国外加入国内商学院，又以同样方式离开的一个普通学者，我自以为我的经验和教训或可对其他的或者潜在的“海归”们有所帮助。因此我把那篇讲话加以整理和补充，希望能引起“海归”们的思考与讨论，也为未来的“海归”们提供一些信息。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目的是让国内的本土学界同人，特别是院校的领导，能够对“海归”学者这个正在逐渐扩大的团体有进一步的了解。

　　必须说明的是，本文主要以“管理学界”为讨论范围。至于工商管理的其他各个学科，如金融、会计、营销等，其情形与管理学大同小异。另外，我还将拿九十年代的经济学“海归”现象来做一些对比。

　　首先是环境对比。现在活跃在国内的一些“海归”经济学家，大多在九十年代回国。经济学作为一个老学科，供大于求的矛盾早已十分突出。老学科的困境，用组织生态学理论最能说明问题：自私的个体(教授们)拼命自我复制(招收博士生)，造成人口过剩。但由于学科形态老、个体数量庞大所带来的“合法性”，出生率上升的趋势无法遏止。而同时个体间的竞争使得“死亡率”居高不下，造成大批新进入者(博士毕业生)被迫离开学术界。光是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每年有大批赴美的中国学生选读经济学专业，使得中国毕业生寻求教职尤其困难。而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商学教育初露萌芽而又苦无经验与师资，于是“海归”经济学家们有一些成了后来国内商学院的领导。当然不仅是经济学界，九十年代或更早回国的“海归”们放弃本行的学术生涯，转而从“政”(行政甚至政治)的比比皆是。

　　相比之下，管理学博士毕业生在美国长期供不应求，其进入门槛对来自中国的学生来说高于其他学科，因此在学术工作市场上缺乏“后备军”。国内外商学院的工资差别更是回国的一大障碍。这种情形造成了本该由管理学博士们唱主角的国内商学院“海归”市场，反而被经济学家们占领。这种情况直到本世纪初，才在北大的特殊政策下被改变。今天的光华管理学院，已经有了一支很不错的管理学研究队伍，但是招聘的难度仍然因美国学术就业市场连年“看涨”而加大。前几年光华的张维迎、今年清华经管学院的钱颖一，都先后亲自到美国管理学会年会去面试申请者，也可见其重视程度。

　　其次是动机的对比。作为国内学术界的后进入者，管理学“海归”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利用政策“寻租”的可能，也很难打“毅然回国”牌。他们不能指望在回国的时候，或者不久以后，就被突击提升为教授、博导，甚至是系主任、院长。这种状况，反而产生了有效的“自我选择”过程，提高了现阶段管理学“海归”队伍的“纯洁“性：他们中有很多是真正出于对研究中国企业的学术兴趣。

　　再次是模式的对比。过去经济学“海归”们回国，也许会得到政策上的优惠(住房、职称、子女照顾等等)，但很少有“市场价值”一说。而对于商学院毕业生，讨价还价、极大化个人价值的市场交易方式是其博士训练的天然部分，所以国内商学院再难用人情之类的非市场因素来吸引他们，年薪标准成为最重要的指标。

　　最后，时间预期的对比。过去的经济学“海归”们一般很快地本土化，一头扎入当地的工作与政治生活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再进行国际化的研究工作，因而也不再具有“可流动性”，不可能重新回到国际学术界。而现在的商学院“海归”们并不需要以长期归国为唯一的选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是抱着试探的心情，有意识地试图保持自己的“可流动性”，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从事有价值的、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研究工作。

　　(作者系香港大学商学院副教授，Mail to：dxu@business.hk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