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困境仅仅是文化的事儿吗

　　在一座贫穷落后、鲜为人知的贵州小山村，有个叫王文宗的中国人用自己的积蓄起步，而后艰苦集资给失学儿童办了所小学，并为严重缺水的当地建起了自来水管，同时给从来不知医疗为何物的村民推广卫生知识……

　　王在美国有份相当体面的工作，几年前他偶然来到这个“地无三尺平”的中国西部省份，震惊于他所见到的贫困，就留了下来。对王的善举，他美国的单位表示支持和同情，保留其职位，“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回来”。此外，王还能从他的美国朋友那里募集到办学所需的资金———包括给每个成绩达标的孩子作为奖赏的一杯牛奶和一个鸡蛋。

　　王的故事令人感动。同样令人感动的还有他的美国单位———如果是在中国，单位能支持他的善举吗？王会不会戴上不务正业的“帽子”甚至被开除？

　　在当下中国，慈善显然已经得到重视，但种种原因它还处于困境。“慈善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说，“深厚的慈善文化对社会良性运行、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文化是一种行为模式，是一种心理积淀。”

　　血缘文化与现代慈善

　　“为富而仁”、“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国几千年的

传统文化孕育了大量弘扬慈善精神的经典篇章，乐善好施的典故。但如今，传统文化也呈现出与现代慈善理念不相适应的一面。

　　长久以来，中国社会保留着将财产留给子孙的传统，直到今天这一传统依然盘踞在国人的观念中，有时他们积累财富也就是为了留给子孙。反过来，子孙们赚得的钱也交给父辈。这一血缘文化和孝道文化的传统观念，局限着很多民众捐赠的热情。

　　在传统思想的支配下，中国人害怕“出头”，古代中国商人更是深深将“韬光养晦”、“藏而不露”的处事“潜规则”浸润在自己的血液中。许多富人在今天仍然将行善视为财富外露，在更多的时候，他们都保持着“无为”和“内敛”的风格。

　　“传统文化固然有值得传承的一面，但现代慈善事业更需要现代的理念。”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教授认为。

　　19世纪美国的钢铁大王卡耐基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资中筠对记者表示，美国拥有成熟的慈善事业，在它的背后则是成熟的慈善文化这一强大推手。

　　从传统上讲，美国的捐赠文化与基督教精神当然分不开。美国特有的慈善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在于它的“原罪文化”。

　　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慈善是一种精神寄托和终极价值的体现。富人感到自己的机遇是上帝的恩赐，因此有责任帮助不那么幸运的穷兄弟。此外，美国一方面强调个人主义，同时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较强，他们普遍认为，发财是自己有能力，但发了财就应该回报社会，每个公民、包括每个企业都应该对社会有责任感。公益捐助在美国不但被看作是一项义务，而且是捐赠人的权利和精神寄托，从全社会的价值观而言，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要人们为社会尽义务。

　　“中国就是太重家族了，做了慈善好像是恩赐，没有一种终极关怀在里边，一代一代是不容易持续的。”资中筠说。与国外发达的慈善文化相比，我国民众的慈善理念还比较单薄，慈善意识还仅仅停留在互助的层面上，远没有深刻到一个生命意义、终极价值这样一个高度上来。有专家建言，重构适合中国本土的现代慈善文化势在必行。

　　“慈善不仅仅是富人的事业”

　　与国人理解的慈善主要是富人的事业不同，在美国，只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85％的捐款来自民众。在提供捐赠的英国家庭中，最富有的1／5家庭的捐赠比例不足其收入的1％，而最贫穷的1／5家庭的捐赠比例则高达3％。

　　胡润大陆慈善家排行榜、胡润中国慈善企业榜、“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当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富人的钱袋，或者开始抨击中国富豪吝啬慈善事业的时候，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也开始呼吁：“慈善活动绝不是富翁们的专利，社会捐赠是重要的社会发展资源。”

　　资中筠说，一提到慈善，不应该就直接联想到富人。“慈善是全社会共同的事情，只要有能力的，谁都可以做慈善，少钱少做，多钱多做。”她举例，在美国存1万元就可以成立一个家庭基金会，每年捐1000元，资助一个学生念书。

　　资中筠强调，慈善是一件须以平常心对待的事情，我们不能过分关注捐赠绝对数量的多少。“慈善缘于内心的自愿，它为了得到精神上一种满足，而不能强迫———如果是一家资金雄厚的企业，如果正好急需一大笔钱用来做研发产品的风险投资，不一定今年就要捐很多钱给慈善事业”。

　　另外，现代意义的“公益”，有别于传统的“慈善”，已从扶贫济困、赈灾援助、社会福利的领域扩展到关爱自然、关爱地球、关爱全人类，慈善事业日益跨越国家和地区，成为更具有和平、互助、进步的世界性的重大行动，已经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相关。而在我国对“慈善”的理解还比较狭隘，主要关注还是在扶贫、赈灾、助学等传统的项目。不过近来，一部分有识之士也已经在从事环境保护、文化保护、精神文明建设等许多“公益”。

　　“慈善应该是全社会‘众人参与’、‘百花齐放’的。”资中筠说。

　　与慈善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同样需要植入人心的，是慈善也是一种需要专业化知识和运作的事业，而不仅仅是“献爱心”那么简单。去年社会上出了一个名词叫“社会企业家”，它的含义就是慈善公益活动应该像做企业一样，需要把各种资源用最佳的方式组合起来，达到最好的效果。

　　“管理一个基金会和管理一个企业一样，如何花钱和如何赚钱都是一个机制问题，不是说每个人发一发善心而已。”资中筠介绍，美国现代公益事业与传统的慈善活动不同，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其目标是“治本”，美国不少基金会的口号是“向贫困的根源开战”；二是有组织、科学地用钱，其有健全的组织架构，每笔钱的用途都会加以严格评估；三是“授人以渔”，不是“授人以鱼”，其主要是帮助人自立以摆脱贫困，很注意避免养“懒汉”。

　　仅仅是文化的事儿？

　　“如果说内地慈善欠发达仅仅是因为文化的事，那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台湾社会公益性的基金会的成熟该怎么解释？还有香港呢？”资中筠对记者表示，在当前中国，文化因素还不是制约慈善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在中国的古代，很多乡村的士绅富商办义仓、开义学；解放以前现代意义的慈善事业，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在民国时期的慈善事业曾经达到过一个得到国际上普遍认可的高度。目前，已经有一批很多有现代观念的企业家已经接受了现代慈善的思维，“企业社会责任”也已提上日程，不少人有做社会公益的意识和积极性。

　　而且不仅是企业家，在民间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慈善能量。例如文章开头提到像王文宗这样的有志之士，他们的行为很感动人，但是在现有的

政策法规和社会氛围下他们都受到很多限制，举步维艰。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一是“双重监督”的规定，就是要注册一个公益团体必需先找到“主管单位”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这样大批做着好事的人和组织得不到合法地位；二是税法不健全，虽然名义上对公益捐赠给予“税收优惠”，但操作性较差，特别是不平等。只有捐赠给少数基金会，其中多数是比如捐钱只能捐给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才享受免税，这是很不合理的。民间慈善组织搞一个活动都很不容易。此外，成立一家私募公益基金会的门槛也太高，要数百万注册资金。这些都是人为的限制。资中筠说，一方面号召和鼓励捐赠，一方面又设置种种障碍，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慈善机构‘官办’色彩浓厚，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受到制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分析说。

　　“应该弄清一个观念———公益慈善事业从根本上讲是民间的事，是民间自愿的一种财富的再分配的途径。”资中筠表示，政府福利的主要途径是收税，然后以一部分财政拨款用于福利。而民间慈善公益事业恰恰是补政府的不足，如果全是官办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还需要从观念到机制慢慢磨合，”资中筠说，“不能因为要防止少数人做坏事，就制止了多数人做好事。”

记者：　　　■本报记者贾林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