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首席经济学家

　　迟宇宙 知名专栏作家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上，倘若说子贡是孔门首席运营官和赞助人的话，那么有若可谓孔门的首席经济学家。有若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不加税”，它基本上也算是孔门经济思想的核心。

　　被称为“圣人”的孔子除了在鲁国大司寇的位置上短暂地进行了政治实践外，一生中再没有得到什么值得夸耀的机会。等到后来周游列国、四处碰壁的时候，他惟一能做的就是为自己的理想国进行无限丰富的设计。

　　在《论语·雍业》当中，老先生为孔门杰出弟子做了逐一的安排，冉雍、冉有、子贡、子路、原宪、子游……他们都各得其所，只有不幸的颜渊和冉耕，因为贫病交加而早逝，故而失了自己的位置。可是要为老先生的理想国寻找一个布朗、保尔森或是格林斯潘一样的人物，当过老先生家宰的原宪固然可以胜任，然而最理想的人选却非有若莫属。

　　有若这个人，少孔子43岁，他是孔子晚年时最重要的弟子之一。有若虽然未尝入选“孔门十哲”，然而他却窥见了孔子思想的些许精义。他的政治观念一脉相承于孔子，其中最重要的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上，有若有着独特的价值。倘若说子贡是孔门首席运营官和赞助人的话，那么有若可谓孔门的首席经济学家。有若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不加税”，它基本上也算是孔门经济思想的核心。

　　《论语·颜渊第十二》中记载说：鲁哀公曾问有若：“年成不好，国家用度不够，该怎么办才好？”有若答道：“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鲁哀公道：“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道：“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

　　有若以为，越是用度不够的时候，就越需要轻徭薄赋，惟其如此，才能够拉动内需，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真正的民足国富。究乎历史，当值春秋的末年，井田制已近崩溃，也惟有不加税的政策，才能使新兴的自由民们彻底摆脱农奴的地位，用自己的行动推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事实上所谓的经济学，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无非是经世济用的学问。在孔门的宗法当中，经济的思想是用以救人淑世的，而不是像今日的分析师或二把刀的“经济学家”那样，做着半通不通的数学题或是复述腐朽陈旧的理论。在孔门当中，经济学不是工具，而是终极的目标。

　　因为《论语·季氏第十六》中孔子曾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有人便附会说孔门的经济思想是原始的平均主义，不但要均贫富，而且宁肯追求共同贫穷下的和安，也不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倘若他们真正了解了孔门经济思想，一定会为自己的无知和曲解感到脸红，因为孔门真正的追求是共同富裕，只有实现了共同富裕，才能实现孔门经世济用的终极目标。

　　《论语·子路第十三》就记载说：孔子带着学生到卫国的时候，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见卫城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就感慨说：“人口真多啊！”冉有问他：“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些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问：“当他们富裕之后，还要再做些什么呢？”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有若恪守着孔门的经济思想，并且做了发扬。在后世的政治当中，他减轻税赋、寓富于民的观念，也成为贤臣规劝帝王的名言。一名标准的儒者，生前尽了自己的明德、新民和求至善的本分，死后依旧影响了中国文明的进程，这样的人，才配得上“楷模”二字。

　　历史是如此通透。今天我们在研究现代政治和经济变局的时候不难发现，当经济面临衰退的转捩时刻，“不加税”政策往往能够挽狂澜于既倒，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美国历任总统候选人在政见中都会一再要求选民相信他不加税的政策，而在“9·11事件”之后，正是格林斯潘推进的“减税减息”最终使美国经济实现了触底反弹，将牛市维持到了今日。

　　作为生荣死哀的典范，有若活着的时候得到了足够的荣耀，在后世又得到了充分补偿、弥补了所有遗憾。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的时候他被封为“汴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的时候又被加封为“平阴侯”，清乾隆三年更是升进孔门十二哲。后世的中兴帝王们从“不加税”中得到了真正的实惠，而他们所付出的只是给予他象征性的补贴和安慰。这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