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牧：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文／本报评论员 余牧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和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已经写进党章和宪法之中。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提供了一般的思想武器，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具体运用，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提出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方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大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二是深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便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中国化的一个典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首先了解中国社会，

中国经济，中国阶级状况，在东方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同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又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分不开。毛泽东精通中国历史、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行，我们需要的是有中国内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例如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要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就继承、吸取了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实事求是”是中国古老的哲学传统，毛泽东以此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西周政治家周公提出“敬德保民”，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进一步提出“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民本思想，都被毛泽东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至于“独立自主”更与中国悠久的爱国传统、自强不息的精神相关。此外，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治国理政等党和国家的活动中，也常常吸取总结历史经验和历史传统。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就告诫共产党人要吸取明末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建议大家读读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以保持不骄不躁的作风。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方略，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典范。我们知道，社会和谐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充分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未来社会是“和谐”的这一积极主张，明确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能真正达到人类和谐的最高境界。马克思恩格斯界定未来共产主义和谐社会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二者属于同一社会形态，说明追求社会和谐，一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同样，“和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应该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孔子强调“和为贵”，把“和”视为做人做事、治国理政的价值判断标准。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既强调和合，又承认差异。老子在《道德经》中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方面，阴阳相互作用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可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炼吸收中国古代“贵和尚中”的传统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为指导，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体系，确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创新典范。

　　当前，我们在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仍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有赖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要进一步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积极的有益的思想，古为今用，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倡研究传统文化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