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在禁烟中的两难窘境

　　林金芳

　　中国烟草行业产量和销售量正稳步发展，利税年年创新高，烟草行业已成为纳税最多的行业，占政府收入的近10％。然而，在这组辉煌的数据背后，同时也有另一组数据呈现上升趋势——中国是世界上吸烟人口最多的国家。（新华社5月29日电）

　　我国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之一。《公约》明确规定：广泛禁止烟草广告、提高价格和税收、在烟草制品上印制健康警告标签、采取避免人们接受被动烟草烟雾的措施。确实，香烟不做广告了，但这并不妨碍一些烟草公司“挂羊头卖狗肉”，改头换面，以什么物流集团、投资公司的名义大做特做广告。公共场所也禁止吸烟了，可是，这些政策在运行中往往被架空。至于公益性的控烟活动、控烟宣传，也往往局限于“世界无烟日”，5月来6月走，与烟草商的大范围、长时间的广告相比，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

　　禁烟，在中国遇到的阻力，不仅仅来自烟草生产厂家，更多的来自当前的控烟体制。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在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中，烟草行业举足轻重，烟草维持着数以百万计的烟农的生计，并在卷烟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烟草是块肥肉，在一些地方如云南，烟草甚至还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在禁烟的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也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政府充当着禁烟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充当着鼓励扩大烟草生产的角色。这两重身份可能隶属不同的部门，但在税收最大化的施政倾向下，“控烟者”的角色难免显得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