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寅泉：再谈山西的问题需统筹解决

　　文／本报评论员 商寅泉

　　据《新京报》5月20日报道，山西省长于幼军表示，为什么造成山西现在的生态破坏这么严重？环境污染这么严重？煤矿安全事故这么多？这些，“不能完全怪山西人”，准确地说“不应该怪山西人”。

　　于幼军省长的这番话涉及了山西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生态破坏，二是环境污染，三是煤矿安全事故。从这三个方面问题看，于省长从湖南调任山西后，是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直接间接材料，实地观察感受了省内许多县市之后，才发出了如此的感慨。作为一省的行政最高官员，对难题提出设问，体现了于省长亲力亲为的作风，我们要为此鼓掌。

　　但是，

于幼军省长的结论却让人有一些疑问。山西有许多问题，但“不能完全怪山西人”。这个结论想表达一种什么意思？山西的生态被破坏、环境被污染、煤矿事故按下葫芦起来瓢，难道应该怪山东人、怪河北人，要不就是怪内蒙古人或是河南人？

　　显然，于省长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但怪不怪山西人和解决山西的问题，它们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笔者近年来比较关心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山西的情况也有几篇评论，其中有两篇的标题是《谁解山西的污染压力》和《山西的问题需统筹解决》，都是说山西的问题首先需要山西人自己有充分的认识，需要有一个统筹解决的办法。今天读到了于省长的讲话，更觉得要解决山西的问题，需要再次强调统筹解决的思想。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煤矿事故，这三大困扰山西的问题，虽然“不能完全怪山西人”，但山西人是不是应该承担最大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也是能否较为彻底地解决山西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笔者在《谁解决山西的污染压力》一文中曾引用了一组数据，是2005年6月2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在113个国家环保重点城市，空气污染指数最大的10个城市中，山西占了4个：临汾、阳泉、大同、长治。用统计学的术语表达就是占了总量的40％。这4个城市，或是煤炭开采，或是金属冶炼，说起来是山西人的冤枉，我们都是在为全国做贡献啊，污染严重的责任怎么能都推到我们的头上呢？

　　这大概也是于省长所说“不能完全怪山西人”的理由之一。笔者想，这个理由当然可以说站得住脚，但如果山西人以这个思路对待环境测评，对待煤矿事故，对待生态破坏，山西就错了。能不能这样说，正是山西多年来在

能源大省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下，没有把环境保护、事故防范放在对产量、数量和ＧＤＰ总值追求的前面，才最终造成了今天这样的恶果？

　　因此，山西的问题需统筹解决，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发展观问题，是如何认识ＧＤＰ总值和可持续发展的孰轻孰重的问题。就拿环境与事故来说，北京也有

首钢、武汉也有武钢，为什么没有像长治那样的污染？河北也有开滦，辽宁也有阜新，为什么没有像阳泉、大同及遍布全山西的小煤窑事故频发？

　　山西的问题需统筹解决，是一个大的话题。具体做起来，如果总是追究应该怪谁，那就很难尽快拿出好的办法。笔者建议，不管怪谁，先拿出具体有效的解决措施，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