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穷人”的大学

　　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Robert J.Birgeneau（柏敬诺）

　　谢扬林

　　“没有一个校长会说自己的钱够用”

　　主持人：在美国加州流传着一句话：“有钱人家的好学生上斯坦福，没钱人家的好学生上伯克利。”伯克利大学国际区域学院副院长高棣民曾称，伯克利大学最大的挑战就是资金问题，原话是这样的：“我们很穷，伯克利是公立大学，很缺钱。”作为校长，你觉得伯克利的钱够不够用？怎么用？不够的时候怎么办？

　　柏敬诺：全世界没有一所大学的校长会说自己的钱够用。对伯克利来讲，我们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挑战，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同样资金不足的公立大学，而是那些资金非常充裕的私立大学，比如斯坦福、哈佛、普林斯顿、耶鲁、麻省理工学院。

　　那些大学已经变得非常非常有钱了，它们的资金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是校友大量的慷慨捐助，二是它们非常善于投资

股票。

　　对于伯克利来讲，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如何吸引来我们发展所必需的资金，能够和那些非常有钱的私立大学进行竞争。有一些学校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不愿意接收需要由学校提供财力支持的穷学生，但我们拒绝这么做。我们需要给加州的所有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育服务，尤其是那些来自于贫穷家庭，但又有才能的孩子。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我们主要有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战略，第一是尽可能地说服州政府给我们多拨一些款项，非常幸运，加州现在的州长施瓦辛格非常重视教育，大幅提高了给我们的拨款；第二部分的战略就是像私立大学一样，我们也开始向慈善家与慈善机构去募款了，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功。

　　主持人：去年，伯克利获得了4.19亿美元的研究经费，以及3.18亿美元的私人赠与。如你所说，与同类名校相比，你们的钱要少得多。对有限的资金，你会在大学运营的哪些环节去节省？硬件建设、教职工收入，还是软件建设或者其他方面？

　　柏敬诺：在伯克利，我们有很多建筑、很多教学设施实际上早就该维修了，但是因为这方面缺少资金，所以一直在往后拖。但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维修是迟早的事，越往后拖，今后所花的钱会更多。除此之外，伯克利教职员工的工资也会比那些有钱的私立大学的老师要低得多，包括我本人，作为校长的工资也低得多。幸运的是，我们的很多老师，很多管理人员都是充满理想的，大家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他们以在伯克利这样的公立大学里为公众服务为荣，这是一种使命感。

　　“政府不会永远给即将破产的高校提供帮助”

　　主持人：与你聊起钱的话题，是由于中国的高校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情况。这几年，中国高校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大量基建资金来自于银行借款，甚至不惜超越偿还能力。不久前，中国一所知名大学资不抵债的情况被披露，这再次引发了观察者对“高校破产”的讨论。有观点认为，中国高校的负债最终会由国家财政买单，这是校长们缺乏破产危机感的根源。在你看来，这些高校破产的可能性有多大？

　　柏敬诺：首先，我认为政府不会永远给即将破产的高校提供帮助，也不应该提供过多的帮助，如果高校没有办法偿还自己债务的话，恐怕还是会走向破产。因为经济学的原理就决定了这一点，如果总是想政府会介入、会帮忙的话，实际上是不对的，也是政府最终无力做到的。我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不知道中国政府在高校债务上能够提供多大的担保。

　　其次，在加州的大学是被政府禁止举债的，政府认为，大学这样的组织不应该有过多债务。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彼此走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不过，我认为美国的政府有些过于保守了。

　　主持人：在你看来，作为大学，什么样的负债率是在合理范围内？伯克利大学现在的借款情况如何？负债率是多少？

　　柏敬诺：暂时还不能给你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最近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目前我们还在和州政府进行商谈之中。

　　我能告诉你的是，目前州政府能够允许大学的负债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伯克利实际的借款数额也特别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在此之前，加州的大学是一点儿债务都不能有的。所以如果想建大楼，必须所有的钱都拿到手之后才能动工，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也不是合理的做法。目前我们正在跟当地政府和州政府进行讨论，希望能够有所变化，希望在这方面能够有更大的灵活性。

　　从物理学家到组织管理者的转变

　　主持人：在成为伯克利校长之前，你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学家。去年，你在加州接受采访时曾说过，“当校长意味着每周至少工作6天，每天工作14个小时。要管很多事务，要处理很复杂的关系，有些事虽然并非绝对重要，但一定要校长亲自过问。”作为一个大学校长，那些并非绝对重要，但是又必须亲自过问的事情包括哪些？

　　柏敬诺：作为校长，实际上我处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所以我不记得说过刚才你所引用的那句话。不管怎么讲，作为校长必须要意识到的一点是，你必须要了解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复杂的教育机构，它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我需要去了解足球教练，他的工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足球教练的那种合同和专业的运动员是很类似的；你也要知道所有的这种资本性支出：基本性建设是怎么做的，怎么来给大楼筹资；另外你还需要了解生物学，以及农业等学科，能够理解生物原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我还得知道一些政治上的问题，知道我们在政治上会面临哪些挑战。作为校长，有意思的是有可能一天你会碰到所有这些问题，这一点和在实验室里只是全神贯注地关注一个非常深奥的，世界上可能只有1000个人懂的学科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除此之外，作为校长我还有责任要为整个大学制订远景规划，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确保我们确实是履行了大学的这种公共的使命。而且需要确保伯克利大学能够秉承一贯为人所知的这种卓越。我还需要确保我们的学术项目和研究项目，也都能和社会一起与时俱进，确保能够随着社会的变化，给社会提供所必需的服务。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的思考和大量的沟通，这些要花很多时间。

　　主持人：角色发生了转变，你怎么去处理作为物理学家和大学校长的关系？是舍弃还是平衡？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柏敬诺：刚才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内容。除此之外，我的物理学研究生涯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收获、很多的感受。因为它能够让我努力地解决，或者是努力地接触到在尖端科学领域一些非常有意思、非常深奥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具有挑战，但是又会让人觉得很高兴。最终，你在这些问题上有突破的时候，会感觉非常好。

　　与此不同的是，在我们的大学里，有7700名本科生来自于贫寒的家庭，其中很多人最终都会拿到博士学位，让自己的一生过得非常的有成效。所以，作为大学校长也能够获得更广泛、更深入，在情感上而不仅是在智慧上的回报。与此同时，对伯克利来讲，确实至少能在美国为公共教育树立一个标杆，在这样一所大学工作，你就能有这种荣幸、这种机会来影响在现代社会里的公共教育体系。

　　“研究经费通过竞争才能够拿到”

　　主持人：与伯克利的前任田长霖校长一样，你们都是学者出身。田校长是美国高校的第一位华裔校长。作为同一所大学的校长，在你看来，你的领导风格和管理风格与田长霖校长相比，各有什么特点？

　　柏敬诺：我觉得田校长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水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都不能奢望达到与他同样高的水 准。

　　在我到伯克利的第一天，我非常有意识地跟学生们碰了面，问他们对我有什么建议。学生们就说，我们希望你能做新的田校长，因为我们热爱田校长。如果想达到田校长和学生关系这方面的成就，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但是，从田校长做校长的那段时期到现在，社会也变化了。我们现在财务方面的挑战比以前更加严峻。而且研究方面的挑战也和当年不一样了，现在更加重要的是跨学科的研究项目，我们要能够把各种不同的研究人员和团队构建在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平台上。我并不是说田校长在新的挑战面前就做不好，他是伯克利非常受大家爱戴的一个校长，而且可能是近一时期以来最受学生爱戴的伯克利大学的校长。

　　主持人：我们知道，伯克利大学的历史发展跟美国的科技发展非常吻合，在伯克利大学，有大概87位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员。在你看来，伯克利大学比较尖端的科技研究，对美国政府意味着什么？美国政府在推动科技进步创新发展时，有哪些关键性的项目会放在伯克利？

　　柏敬诺：美国的体制是这样运作的，我们大多数的研究经费都来自于美国政府，但是经费也是需要通过竞争才能够拿到。

　　伯克利大学在理科和工科方面总是非常成功，吸引了来自于联邦政府用于支持我们科学研究诸多领域的大量资金。在美国的体制中，即使是由政府出资所进行的研究项目，从中产生的

知识产权也还是归大学所有，大学和相关老师可以非常自由地把研究成果进行商业上的应用。在美国的湾区，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因为湾区有创业的传统，而且都能够获得风险资本的支持。譬如美国的生物技术行业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个在波士顿附近，一个在旧金山附近。实际上是由美国的五所大学主导了整个生物技术的发展：东海岸的麻省理工和哈佛，西海岸的斯坦福、旧金山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这些例子证明，没有任何具体方向的技术研究在经济上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

　　八卦老板

　　伯克利欢迎什么样的学生前往？

　　我们寻找的学生一方面是在学校的成绩要好，另外也很关心学生是否有很好的

领导力，而且也希望他们能够参与一些比较有创意性的活动，比如说体操，或者是戏剧、音乐等等。我们也更喜欢那些表现出愿意为社会做贡献的意愿的学生，比如做义工。伯克利还非常愿意接收一流运动员到伯克利就学。

　　伯克利的体育很厉害？

　　去年，我们的男女曲棍球运动队在美国获得了冠军，划船获得了美国的冠军，橄榄球、水球也拿了全美的冠军，棒球也拿了奖牌。大家可能通常想到伯克利在运动方面那么出色，这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卓越这样一种态度。

　　伯克利的学生来源有何特点？

　　超过90%的本科生来自加州，只有4%的本科生来自其他国家，因为是州政府给我们拨款，他们希望钱能用在对当地纳税人的身上。而研究生就没有这种情况，1/3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不过，我们超过1/4的本科学生都是华裔，虽然华裔在加州占的比例也不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华裔非常重视教育。这是让人钦佩的。

　　你对美国教育的理解？

　　在美国，处在社会优势地位的人能够获得水平非常高的教育。但是，美国的教育也有不平衡性，同一个区域，当地穷人的教育质量就要差得多。美国的问题不在于没有一个好的教育体制，而在于只有中层和中层以上的人群才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质量。相比之下，我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更加统一，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主持人的话

　　“富脑袋”优于“富口袋”

　　伯克利并非有钱的大学，在美国的名校中，这家公立的大学是“没钱人家的好学生”的选择。就连加州本地生源为主的本科生中，“也有1/3的学生来自贫穷家庭”。

　　但这反而让伯克利笼罩着更为荣耀的使命，学校为贫穷的学生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体系，并很快让出生贫困的学生弥补了此前所受教育的不足。而这所有着3.5万名学生的高校，走出了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图灵奖获得者。

　　早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没有获得今天这样举世公认的成就前，伯克利就以其多元文化的包容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7年前，美国名校的第一位华裔校长就是伯克利的田长霖，这位一流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在他辞别校长一职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特意致函，称“你无疑是一名领袖……”，在他逝世后，美国总统布什致哀称，这对华人、对美国都是损失。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活跃着一批带着伯克利印记的奋斗者，譬如数学家丘成桐、经济学家钱颖一，也有自主创新的企业家邓中翰。

　　作为大学，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能推动社会变革的机构”，伯克利当之无愧。

　　对某些习惯企业式经济思维或官本位的中国大学教育家来说，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情况是，推动伯克利前进的终极动力，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恰恰是最根源的大学文化。对伯克利来说，其特征包括“引领、敢为天下先”、“包容”、“联系他人，尊重他人”。

　　熟悉美国文化的观察者会惊讶地发现，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文化、反越战运动、回归自然文化皆起源于伯克利。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伯克利学生在不看重家庭背景的“平等主义”氛围的校园中，积攒着强烈的社会事务参与意识，而校方更有意识培养着其领导力与创新精神。

　　在更为久远的追述中，1868年伯克利诞生的背景，亦是文化与金钱冲突的产物。那是一个美国西部淘金者的时代，各路人马涌入加州，于是，有了多识之士呼吁起“富脑袋”优于“富口袋”的建议。

　　阅读助手

　　1999年后，中国的高校普遍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合并、扩张，但同时，也以创纪录的速度滑向负债。负债总量现在还难以准确估算，有的人说大体2000亿元，也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应该在3000亿~4000亿元之间。

　　针对这种现状，教育部宣布展开高校资产清查，在今年7月调查结束后，才能准确判断高校的负债总量。从这个意义上，吉林大学为研究高校负债困境提供了一个范例。

　　柏敬诺：

　　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在耶鲁大学执教一年后，游学牛津大学一年，后于1968年~1975年在贝尔实验室从事技术工作。1975年，到麻省理工大学，执教长达25年。2000年，成为多伦多大学第十四任校长。2004年，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第九任校长。

　　在伯克利，除了担任校长外，柏敬诺还是物理系的教授。在物质基本性质方面的研究，也使他成为世界上引用率最高的物理学家之一。

　　作为一所比斯坦福、哈佛等私立大学“穷”很多的公立学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中出了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数百位美国国家院士。这所学校坚持走“平民路线”，每年都招收7000多名来自贫寒家庭的本科生。

中国经营报记者：谢扬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