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的写作

　　■向继东

　　傅国涌算是很活跃的一位自由撰稿人，自2003年出版《金庸传》至今，已出版著作十余种。他的文章，不是美文；他的书，也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可以肯定地说，其字里行间有对当下的急切关注，有三四十年代文人论政的风骨，常让人读到共鸣。

　　在刚出版的《文人的底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后记里，傅国涌交代说，自己的写作主要集中在近代史这一块，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近代历史转型中的风云人物，如已出版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二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史，如《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三是百年中国言论史，已出版的有《追寻失去的传统》《笔底波澜》等。这三个方面，都是围绕近代中国转型期这个轴心的。他说，主题虽各有侧重，但他关心的东西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能不能过得更好，人们能不能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像文明人类一样有尊严地面对世界？这也是他清楚地亮出自己写作的底牌。

　　东方出版社去年出版他的历史随笔集《历史深处的误会》，其中有许多篇广为流传，如《“不得帮忙的不平”——浅谈鲁迅的屈原观》、《康有为的神话》、《跳出“周期律”——我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点看法》等，都是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尤其是《孙中山的历史性遗憾》一文，更是令人吃惊不小。孙中山先生有哪些历史性遗憾？一是过分强调暴力，这有1920年1月与北大学生张国焘、康白情、许德珩等关于五四的对话为证。孙中山说：“你们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孙中山集外集》2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二是孙中山以各种特殊权益让予日本为条件，请求日本支持其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甚至“中日两国的国界……也可以废除”（《孙中山集外集》225－226页）。三是“二次革命”后，他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立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其党章明确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忽略了他所孜孜追求的自由、平等、人权理想，甚至以“革命”名义剥夺了大部分非党员的公民资格，为后来蒋介石当政时代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定下了基调。四是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失败了，二次革命失败了，护法运动失败了。在争取日本和西方列强支持不成的情况下，他倒向了苏俄，并以苏俄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这也是后来蒋介石的“党国”的由来。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把他的“党国”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建成了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导致了败退孤岛的结局。傅国涌在文章中指出，这恐怕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最大遗憾。

　　傅国涌还年轻，他的写作也许有欠严谨和纰漏之处，但他重新梳理历史，竭力回到历史，还原历史，常常能从大人物的小细节中看出历史的玄奥和偶然，从看似尘封的历史中，得出耐人寻味的颠覆性结论。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你不得不承认他在严肃地思考，不得不面对他所提出的问题。如电视片《大国崛起》总策划麦天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妥协”的理念，他看了就提出究竟是谁不愿意“妥协”这个问题，直至追问制约“妥协”的制度根源。

　　前不久，一位很有文名的人对我说起傅国涌，说他的文章没有同是自由撰稿人的Ａ某某、Ｂ某某的文字好。我就说，Ａ和Ｂ二人的写作基本上是纯文人的写作，或阳春白雪，或玩世不恭，再加点儿灵气；而傅国涌的文字浸透了忧患，笔下写的是过去，心里想的是现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不是为当什么作家而写，也不是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写，而是直面当下的血性表达。他们的文章本来就不是一个路数的，所以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后来，那位朋友也基本同意了我的看法。当然，从学问家的尺度看，傅国涌要走的路还长。傅国涌也坦承：做学问，他一是没有客观条件，二是也没有必要去做，因为他不需要职称什么的。说到底，他是问题中人，不是学问中人。学术是学院里、书斋里的事，而他在生活中。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就有什么样的文字。

　　鲁迅曾希望他的文字速朽。我们也愿傅国涌的文字早成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