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寡还是患不均

　　郭凯

　　国家统计局上周五公布报告说，今年一季度，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季度平均工资为5516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8%。有的媒体对此数据的评价是：“薪情”不错。

　　考虑到今年的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城镇在岗职工的真实工资收入增长要比17.8%的数字低一些，当在15％左右。即便如此，这个增长也是相当高速了，我们一季度的GDP增长“仅”为11.1%。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岗职工只是一个很窄的统计口径，相对于我国接近于8亿的处于20岁到60岁的人口而言，城镇在岗职工不过区区1亿出头而已。

　　从这些数字中我看到的是什么？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我国的人均GDP大约是16000元，考虑到小孩和老人并不在工作，我国工作年龄人口的人均GDP大约是27000元左右。但是工资收入只是GDP中很小的一块，发达国家一般是30％左右，我国的这个数字很难计算，就算很夸张的50%吧。即使这么算来，我国工作年龄人口的人均工资收入也仅为13000元左右，而按照上面的数据城镇在岗职工一年能挣22000元，高出这个平均水平70％。由于我几乎一定高估了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城镇在岗职工的工资水平很可能要超过平均工资水平一倍以上。不需要很复杂的算术，就可以看到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差距？有人爱引用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认为我们需要更平均的分配机制。严格的说，孔子的这句话在工业革命以前一直都是真理。工业革命以前，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水平都仅能维持生存。在那个年代，寡是宿命，不均就意味着一部分人无法生存。但是工业革命和之后的现代经济增长，彻底改变了寡和不均的历史关系。不均未必是好事，但是过于平均就变成了坏事，换句话说，寡和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取舍关系。这件事情在当下的中国尤其如此———我们当下也许有着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和劳动力结构，但是却同样有着最不利于收入分配的人口和劳动力结构。

　　纵向看，我们有着大批的年轻劳动力正在涌入就业市场，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还相对较少，这是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导致的。宏观的讲，这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干活的人多，吃白饭的人少，显然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利的，这里的术语叫“人口红利”。可是微观的说，如果是一大堆年轻人在抢饭碗，这些年轻人的工资是高不上去的。于是，当一些资历高的人已经能挣很多的时候，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的工资却有可能徘徊在相对低的水平，增长也会慢一些。我们大学生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可以看做是这一现象的一种反映。

　　横向看，我国正在经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从西部到东部。宏观上，这意味着我国的一部分人口正在从生产力较低，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增长潜力小的地方转移到机会更多，潜力更大，自然条件更好的地区，这是对人力资源的一次优化配置，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微观上，这些相对同质的劳动力，比如说重庆的棒棒军，他们的收入增长不可能很快，因为太多的人在抢一样的饭碗。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很大一部分是结构性的和阶段性的，人为的想要改变这种状况是不现实的。但是政府并不是无事可做，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件事情是政府必须要做而且要做好的。一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收入差距可以比较大，但是

生活质量的差距不能那么大，环境、交通、教育、医疗、卫生这些东西搞好了，是可以给收入较低的群体带来很多具体实惠的。二是保证市场准入。我相信我们的工资差距中有一部分体现的是行业垄断和劳动力市场壁垒。这种收入差距是可以避免也应该避免的。工资的差距体现的应该是技能、经验和能力的差距，而不是别的。收入不均远没有机会不均更加可怕。

　　（敏华／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