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基金争夺中国排放权

　　看不见摸不着的二氧化碳排放权，正在中国上空引起一场商战。

　　4月23日下午，日本新日铁北京公司会客室，3小时之前刚从日本飞回中国的新日铁中国总代表小谷胜彦显得略微有些疲惫。尽管最近几个月接连在中国拿下了2个标志性的项目，但越来越严峻的竞争形势也让他不敢放松。

　　“我们不能确切的说出每一个竞争对手的名字，但却随时可以感到他们的存在。这个市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投机倾向，一些以倒买倒卖为主的欧洲碳基金，让我们这类以技术出让为主的实体企业面临很大压力。”小谷胜彦说，竞争对手经常报出高得离谱的价格，已经让他们与合作对象的谈判变得非常艰难。

　　4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在分析人士看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供应国，中国已经开始成为各家碳基金的“重仓股”。

　　碳基金掘金中国

　　小谷胜彦和他的竞争对手皆因全球CDM（即清洁发展机制）体系而来到中国。2006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权第一供应国，占全球供应总量的43%。CDM是《京都议定书》中三种核心机制中的一种。在2005年2月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明确规定：从2008年到2012年，所有工业发达国家要将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5.2％。并规定，发达国家每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一吨二氧化碳排放，就可获等量排放权。按照CDM，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可向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并购买因此产生的减排额度。二氧化碳排放权因为这一机制成为一种新的商品在国际资本市场流通。

　　据了解，目前世界上最大的CDM个案即由新日铁和三菱商事联手在中国完成，其中国合作伙伴是山东东岳化工，二氧化碳减排量达1000万吨，是目前世界上单一项目减排量最大的。同时，就在4月，新日铁在中国的一个干熄焦（CDQ）项目，还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同时获得CDM认证的项目。“CDQ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节能设备之一。”小谷胜彦自豪的对记者说。

　　而此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二氧化碳减排项目同样由日本公司完成。日本挥发油株式会社、丸红株式会社以及主要综合性建筑公司大旺建筑，联手在位于浙江省的化工厂减排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一合作项目从2007年开始，历时7年，这三家公司也因此将获得长期稳定的二氧化碳排放权。

　　“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日本已经设立了‘碳基金’，对日本企业到海外投资节能环保项目给予一定的政策性补贴。日本政府还准备拿出1000亿日元，支持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节能环保项目，并专门成立‘日中节能环保协议会’。”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刘军红看来，日本近来在节能减排市场上的动作值得关注。

　　然而在华睿集团清能投资咨询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夏看来，尽管日本公司今年以来在中国CDM市场上动作很大，但相对于欧洲一些碳基金，日本公司只能算后来者。“在中国政府新近批准的CDM项目中，日本公司获得的减排量只占5%。”王夏说。记者在中国的CDM官方网站上也发现，经

国家发改委正式确认的项目中，欧洲公司占到了大多数。如，英国排放贸易有限公司、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英国益可环境有限公司等。新日铁的小谷胜彦也表示，如果以项目数和减排总量来算，日本公司还不能与欧洲公司相提并论。

　　据了解，最早来到中国的恐怕要属世界银行下属的碳基金。世界银行于1999年启动了第一个碳基金——原型碳基金。随后世界银行又启动了一系列碳基金，到目前为止世界银行总共管理着超过20亿美元的碳基金。“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委托世行来代为购买减排量，世行的技术和政策优势还是很明显的。”王夏表示。

　　然而，在王夏看来，随着碳基金的膨胀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个市场的投机性也在迅速增大。根据“新碳金融”公司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全球的碳基金过去半年来一共吸收新资金47亿美元，资产规模激增近七成。新成立的碳基金多达12个，使得碳基金总数已增至58个，总资产规模由71亿美元大增至118亿美元，成长率达66%。

　　中国企业迎来CDM“黄金年代”

　　“从现在起直到2008年底，中国的CDM市场都是黄金期。相关的中国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吸引资金或技术来进行节能改造。”作为代表中国政府参与国际CDM规则制定的专家，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言谈中甚至流露出一丝急迫。

　　按他的说法，目前中国只有10%左右的相关企业了解CDM体系。即便了解，一些企业也因为不舍得前期投入，未能成功引入资金。据吕学都介绍，CDM项目需要经过两国政府和联合国等多家机构审定，是一个设计合理、能有力保障企业利益的体系。举例来说，假设日本一家企业想和中国某企业进行CDM合作，则必须经过中国发改委和日本经济产业省同时批准，同时获得联合国CDM理事会批准，还有一些国际公认的审定机构辅助项目实施。

　　“因为信息不对称，中国企业往往倾向于前期规避风险，不愿承担认证等费用，而外资则经常抓住这种心理在排放权价格上大捞一笔。”易澄信诺咨询公司的林伟说，中国企业的这种心态往往是得了小利吃了大亏。“前期认证和咨询程序费用与后期排放权交易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但不少中国企业就是怕麻烦、不敢承担风险，而宁愿降低排放权交易价格。以印度为例，他们的CDM项目质量整体并不如我们高，但是因为人家愿意多做前期功课，因此平均价格大概比我们高1～2美元/吨。”林伟说。

　　而目前的现实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如果没有“中国供应”，发达国家将很难完成他们的减排任务。然而中国企业缺乏议价能力也让众多专家挠头。吕学都表示，为了保护国家和企业利益，中国的CDM主管机构客观上在执行一个限批政策。“低于9～10美元/吨的项目，我们一般不批。CDM的初衷就是为了从发达国家引入资金或技术，如果中国只是沦为一个廉价的排放权供应国，那是背离初衷的。”

　　不过吕学都告诉记者，即将与国际CDM理事会完成对接工作的俄罗斯、乌克兰即将成为中国的潜在威胁。“如果一切按照预期发展，这两个国家在2008年或2009年以后就能提供排放权，他们的潜在供应量在10亿～20亿吨，而世界总体需求不过25亿～35亿吨之间。所以，中国现在可谓处于一个‘独孤求败’的历史机遇期。”吕学都说，现行的CDM政策只是明确了全世界在2012年前的目标，更长远时间段内如何发展，甚至中国几十年后是否自身也要承担减排义务，这些都是不确定因素。因此，中国企业应该在政策明朗阶段抓住属于自己的商机。

　　“相关CDM应加快开发与谈判，并精心挑选合作伙伴，尽量与最终买家或者有实力的基金合作。”华睿的王夏表示，除了

能源企业，中国工业企业同样存在巨大开发潜力。吕学都也表示，他们已经提高了审批的效率，目前已经签发将近400个项目。到2007年年底，估计签发700个。

中国经营报记者：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