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包容性是北京的另一个面孔

　　刘效仁

　　零点集团公布的《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显示，在沟通、就业、就学、做邻居、子女结婚等7个方面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中，三亚、成都和深圳居前三，而上海、北京和大连分列倒数前三。这结果，可能会让首都“很生气”。（见4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

　　所谓包容性，是指外来人不仅可获得经济物质条件的满足感，还能迅速融入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生活圈子，安居立业，获得深层次满足感。

　　城市首先是一个经济系统。但事实上，“居京大不易”。无论是个人创业的环境、人才服务市场还是找工作的难易度，以及外来人口就业状况满意度都不高。更可悲的是，北京市有近30万像崔英杰一样的无照游商，生存在城市的边缘，从事种种卑微贫贱的职业，与城市管理者形成了长期的对峙。崔英杰的悲剧，可以说正是北京包容度低劣的一面镜子。

　　城市也是一个人文系统，决定城市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不同文化的互相融通，不同价值观的互相宽容，不同阶层的和睦相处，各种社会关系和谐共赢。而这种共赢是以城市的公共特质所决定的，理应公平公正地为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让每一个公民都享有教育的平等权利，使每一个居民都能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北京市是外来打工子弟较多的城市之一，也是其生存环境较为恶劣的城市之一。一些生存了多年，分担着政府教育责任的打工子弟学校先后被取缔，媒体和公众曾发出了京都之大容下不打工者子弟一张课桌的喟叹，而这正是对首都教育机会之平等性的质疑。

　　包容性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城市人际环境的根本取向。前不久，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曾呼吁，要善待农民工。“北京有几百万农民工，他们抛家离子，在这里为北京干活儿，筹办奥运，雪里来，雨里去。”单是目前北京每天有1300吨的餐厨垃圾、1．4万吨的固体废弃物，每天上万吨的城市垃圾就要依靠外地的农民工来处理。不能不承认，“我们离不开他们”。（见1月28日《京华时报》）。但也有小学生建议在奥运期间对农民工予以限制。我们当然可以原谅孩子的无知，但这种排外意识委实是受成年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

　　笔者认为，一个城市能否完全地接纳外来者，最重要的是，城市的包容品格和博大胸襟，应该化为城市决策者的执政理念和实践理性，积淀成城市管理者的人格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