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迁户”诉讼是一次权利启蒙教育

　　■李克杰

　　身为律师的程海从合肥到北京从事律师业务已经三年，且拥有自己的住房。近日，程海分别向户籍管理地和现居住地的公安机关提出户口迁移申请，均遭拒绝。于是，程海分别向两地法院递交诉状，将合肥市庐阳区公安分局和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分局告上法庭，要求两者为他办理异地户口自由迁移手续。（4月23日《东方早报》）

　　虽然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户籍制度改革讨论和期待甚多，但为“自由迁户”而提起的诉讼却十分罕见。因此，程海律师提起的“自由迁户”诉讼将是公民个人向现行户籍制度发起的首次正式挑战，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也是一次对普通公民的权利启蒙教育。

　　我国现行的拒绝迁徙自由、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管理制度，是长期计划经济的产物。尽管近年来各地在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在大城市仍然存在严格而且高企的入户壁垒，尤其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更是让许多人望“户”兴叹。根据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预测，程海律师的“自由迁户”诉讼难有可期待的结果，多半会以败诉而告终。毕竟迁徙自由并非我国公民的宪法权利，而且在户籍管理制度上，我国至今仍缺少一部完整系统的户籍法律，许多地方的户籍管理乃至户籍改革多是各自为政的结果，这让法院难以作出公正合理的裁决，而只能以地方政府的规章或公安机关的规范为依据作判。

　　在笔者看来，尽管程海律师的诉讼似乎肯定将以败诉告终，但这个诉讼却不是无谓的，它更像一起公益诉讼，其意义会远远超出诉讼事件本身，它将引导广大公众更加关注迁徙自由和户籍权利，是对公民权利意识的启蒙教育，将进一步触动和推进正在启动的户籍制度改革，可谓“虽败犹胜”。

　　从人权角度讲，迁徙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也是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它受到国际人权公约的确立和认可，事实上，我国政府已经签署了这些国际公约，保障公民迁徙自由是我国政府的一项国际义务。然而，由于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与此同时，从行政权威向依法治国跨跃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国宪法不认可公民迁徙自由的现状并未得到实质改变，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仍然是旧制度的延续，至少还没有上升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高度来对待迁徙自由。因此，广大公众也就根本意识不到这项基本人权，往往消极对待甚至以委曲求全的方式对待户籍壁垒。

　　“自由迁户”诉讼给公众一个响亮的提醒：自由迁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应该得到国家的有效保障。现行户籍制度束缚了公民的正常流动，不合理地筑起户籍壁垒，已缺乏应有的公平合理性。这个诉讼将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公民的迁徙自由和权利，在他们日益重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主体意识中增添了一项新内容，将成为推动我国户籍制度彻底改革的重要力量，为公民权利的进一步觉醒奠定坚实基础。

　　或许有人认为，毫无指望的“自由迁户”诉讼完全是以个人对抗体制和制度，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一再证明，“为权利而斗争”是公民的社会义务，许多权利都是通过斗争得来的，败诉仅仅是暂时的和个别的，但从整体趋势上，“胜诉”是前景，是方向，也是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社会需要更多这样的诉讼，为公民的权利启蒙教育提供生动鲜活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