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定价与消费者权利

　　近几年来，民众抱怨药品价格虚高，并且本能地寄望于政府的价格管制。而政府在这方面也十分积极，价格管制措施一波接一波，政府定价的强度越来越大，从规定最高零售价，到规定出厂价，管制的范围越来越广，现在政府已经表示将对所有处方药进行政府定价。但是，可以大胆地断言，这些价格管制措施无助于增进患者福利。

　　谈论一个具体的价格是太高了还是太低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价格不过是交易者讨价还价的结果而已。因而，价格是否合理，需要看交易各方是否在一个基本正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讨价还价。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所形成的任何价格，都能够达到帕雷托最优，都是合理的。

　　作为消费者的患者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一般市场上，价格之所以大体上是公道合理的，是因为，消费者作为市场参与主体，通过买或者不买，与相互竞争的企业进行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了一个价格，人们完全可以推定，价格在这一水平上，必然增进了消费者的福利。

　　实际上，经济学的第一个原理就是，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成本决定价格。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价格，给供应者设定了一个成本上限。哪家企业能使自己的实际成本低于这一上限，它就有机会生存。高于这一上限者，将被淘汰。米塞斯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反复强调，自由的竞争性市场的典型特征是“消费者主权”。消费者通过购买或不购买，而使穷人变富，使富人变穷。他们决定谁将拥有资本、土地，谁将经营企业。他们决定应当生产什么，何种品质，生产多少。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消费者的民主制（democracyoftheconsumers）。

　　因而，在自由市场中所形成的价格，肯定会被消费者认为合理公道的。相反，政府定价，从表面上看，似乎在保护消费者，但在事实上，却取消了消费者讨价还价的权利，从而最彻底地损害着消费者利益。

　　很多经济学家、评论家和民众鼓吹政府定价，其主要理由是“信息不对称”：患者没有能力了解药品生产成本。当然，在药品选择上，与医生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

　　问题是，患者面对制药厂、

医院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换成政府，就会好一点儿吗？更根本的问题是：患者根本就不需要了解成本。以了解成本作为定价的前提，是对市场的无知。观察一下喜欢逛商店的女士们的行为模式，就会明白“公道的”、增进消费者福利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店主不是根据成本报价，女士们也不是先调查商家的成本之后才砍价。相反，讨价还价完全是一场主观的心理战。任何“合理”的价格，都是如此形成的。企业围绕这一价格进行成本的竞争，企业才需要知道成本，因为它得据此计算自己的生存点数或者死亡时间表，而消费者根本不需要了解成本。

　　因此，依据企业的成本决定价格，允许零售企业在进货价格基础上顺价加价销售，是根本不懂市场法则的人的臆想。而其结果对消费者来说是灾难性的：价格的消费者主权，被扭曲为厂家主权、医院主权，或者政府主权。价格不再由消费者决定，而是由厂家来决定，由医院来决定，或者由政府来决定。本来对价格享有支配权的消费者，反而成了价格形成过程中的局外人，由此所形成的药品价格，当然不可能增进消费者的福利。可以说，在目前的政府定价制度下，政府、厂家、医院都程度不等地有所收获，只有患者是福利的净损失者。哪怕政府是仁慈的，也无助于改进这种结局。

　　因此，要解决

药价虚高问题，要让患者觉得药价“公道合理”，就必须扭转这种扭曲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使患者在药品价格形成过程中发挥其本来就应当发挥的支配作用，让消费者能够与药品生产、零售企业讨价还价。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废除所有的政府定价。服装、电视机、汽车等价格不由政府管制，但其价格却呈现下跌趋势。政府定价从理论上说是站不住脚的，在现实中必然被扭曲为厂家定价、医院定价，也就内在地具有持续上涨的趋势。

　　当然，要让消费者对价格具有决定作用，也需要一个制度前提：药品与医疗服务市场是竞争性的。竞争是消费者利益的最佳保护机制。企业围绕着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价格进行竞争，将使消费者最终能以自己满意、甚至超乎满意的价格购买到商品或服务。为此，公众应当要求政府打破医院对药品零售事实上的垄断，当然，这又需要在医疗服务领域中引入更多竞争。

　　不幸的是，人们看到的政策措施正好与此相反。药品价格将呈现什么样的趋势，不问可知。（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经营报记者：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