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钱太多带来的新风险

　　

           图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图片来源：广州日报）

　　樊纲语录

　　现在我国的外汇储备太多，不太可能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一样的危机，但是又面临“钱太多”带来的风险。

　　我国贸易顺差过大，症结在于储蓄太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在下降。

　　国家应考虑进行财税制度的改革，藏富于民。

　　本报讯（记者 方利平）14日，在广州举行的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见上图）在主题演讲中表示，目前我国贸易顺差过大，症结在于储蓄太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经济快速增长、企业盈利能力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却在下降。目前，国家应从财税制度改革入手，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促进国内消费，以内部平衡解决外部不平衡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

人民币升值也解决不了贸易不平衡问题。

　　“钱太多”带来三大风险

　　截至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12020亿美元。对此樊纲表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周边国家没钱，国家的外汇储备都用完了，现在我国的外汇储备太多，而且仍不断上涨。目前我国不太可能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一样的危机，但是我国面临“钱太多”带来的风险。

　　第一，由于钱太多，产生了国内超额的、过剩的流动性，这给

宏观调控和宏观管理带来问题。

　　第二，目前我国深处全球不平衡的漩涡中心，去年美国的外贸逆差是7%，我国的外贸顺差也是7%，世界不平衡中中国首当其冲，我们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升值的压力很大，这也带来风险。

　　第三，目前全球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上如果美元大幅度贬值，也会给我们带来风险。

　　国家应考虑“藏富于民”

　　樊纲表示，目前我国外贸顺差太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剩余储蓄太大（储蓄-投资=剩余储蓄）。由于储蓄太大，消费率太低，储蓄如不在国内投资的话，就会转化为外贸顺差。现在投资如果放缓，外贸顺差就会放大，第一季度国内投资趋缓，结果大家就更急着出口，进口就更少，顺差也更大。

　　樊纲表示，目前储蓄高并不是居民不消费，而是因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在下降。这些年居民的消费率（消费/可支配收入）一直在70%~72%之间，保持相对稳定，但是居民的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降低到了40%左右，原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由过去的70%降到了现在的将近60%。而与此同时，政府收入的占比却从10%涨到24%，企业的未分配利润比重也由过去的13%升到了18%，现在仍在上升。

　　樊纲表示，只有分配的利润才会用于消费，企业的利润不分配，就必然要投资，控制企业投资的话，就会变成剩余储蓄，导致贸易顺差扩大，形成恶性循环。让居民消费，经济才能更加平衡。如何降低企业未分配收入在GDP的占比，如何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这是现在考虑外部平衡时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

　　外贸顺差是由内部的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不平衡造成的，这些问题是货币升值解决不了的，如果这些问题还继续存在的话，将来人民币还会继续面临升值的压力。国家应考虑进行财税制度的改革，藏富于民， 而不是就消费论消费，就投资论投资，就顺差论顺差，就货币论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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