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叫我疯子，朋友叫傻子，我叫自己赌徒”

　　中国A1国家队总裁刘煜说：“我怕伯尼吗？他78岁了，我才52。”

　　本报记者 李关云 上海报道

　　如果是F1老板来找我，说给我五千万买，我不会卖掉！就算给我5个亿也不卖！因为他买过去就马上关掉，消灭竞争对手。我为什么不坚持做下去，有一天像他那样赚到50个亿？

　　刘煜是谁？

　　一个在东北农村苦熬5年的知识青年？

　　一个在狂野非洲博命淘金的投机者？

　　一个连续两年疯狂烧钱举办A1中国站比赛赔本赚吆喝的笨蛋？

　　一个引起F1教父伯尼·埃克里斯通警惕的狂徒？

　　相比之下，他自称的赌徒一词似乎更加贴切，因为赌徒般的狂热和冲动一直隐藏在他的血脉之中。

　　东北插队五年之后，恢复高考的消息对于刘煜来说就像“大海中挣扎的人要去要捞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如果有一线生机就一定要拼”，这一局他赢了———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闯荡南非之际，为了拿回自己的一份提单，他与对手以命相博，这一局他也赢了———对手投降，货物失而复得。

　　回国承包A1国家队之后，为了一个遥远的商业模式一掷千金，这一局还没有完———当主力车手被挖走之后，面对F1教父伯尼·埃克里斯通温文尔雅的挑衅，他决定往未完的赌局里继续加码，斥重金培养自己的车手。

　　刘煜总喜欢用赌博来举例子说明问题，不仅是因为记忆中南非最美的建筑都是赌场，更因为他自己生命中充斥着太多的赌局。

　　“我就当做把投入的这几千万美金放在澳门的赌桌上了，输了也就几千万。况且，这个事情，比赌有意义多了。”对于正在下注的A1，他说，“这不是赌，但至少也是博。”

　　《21世纪》：请介绍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刘煜：我是沈阳人，中学毕业后就到辽宁开原插队5年，去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再教育。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就考到黑龙江大学英语系。说实话，当时对知识已经没有太多的渴望，我只是把它作为我人生的阶梯。

　　在大学四年里，比较散漫，最多上过一年半的课，剩下的时间都是玩。大学毕业后我就分配到黑龙江外贸下面的一家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从1982年到1985年在这里做了3年。

　　《21世纪》：当时为什么选英语系？刘煜：我中学的时候数学就不行，但是我家祖上是东北的军阀家庭出身，很多爷爷辈的老人是英美留学回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在家里觉得闷就和他们学过一点英语。当时考外语专业的话，数学不计入总分，而英语计入总分，我想多拿点分，考上的机会大一点，然后就蒙上了。

　　《21世纪》：你为什么要出国?刘煜：因为不善于逢迎当时的领导，我认为这种性格在国内发展肯定很多不顺。而且，我出去和外商谈判，外商住中国大饭店，我住小旅馆，还得来回跑，这样我就找不到平衡。

　　恰好，我通过一个大学同学认识了他在澳门的表哥———保利公司的王老板，王老板当时生意做得非常大，我们开始有一些生意上的合作。

　　王老板的家族在非洲毛里求斯岛投资纺织厂，当时纺织品从毛里求斯去美国没有关税和配额的限制，他们把从大陆买来的货贴上商标就往美国走，这叫做“潜水生意”。1986年1987年之前在毛里求斯只要你投资5万美元立刻就能拿到公民资格，王老板就让我移民毛里求斯帮他们做生意，我先让他帮我办日本留学，到日本待了半年就去了毛里求斯，用他们公司的投资额度拿到了那里的公民资格。

　　《21世纪》：你后来又怎么去南非的？刘煜：和王老板合作一段时间后，我就说光靠“潜水生意”肯定不行，欧美迟早会填上这个漏洞，他们就让我出去看一下。

　　1985年底1986年初，我到南非发现当地的1.5美金的商品在中国1块钱就能买到，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做生意。当时南非处于种族隔离阶段，很多国家对它进行经济封锁，把大陆的产品运到南非的人很少。我就建议公司在莱索托(Lesotho)设立了工厂，后来又在约翰内斯堡设了面向大陆的工厂，我既是股东又给他们打工。

　　《21世纪》：你在南非做什么生意起家的？刘煜：80年代末我自己开始在大陆来回跑，纺织品贸易做得非常顺。到了90年代初，我手上起码也有了几百万美金。我开始琢磨为什么南非这个国家不像非洲大部分国家那样穷，而是像欧美那么富？就是因为它地下的宝藏，它盛产钻石，黄金储存量也占绝对垄断地位，它的矿产是国民经济的脊梁。

　　于是，我决定一定要想办法靠近这个行业。《21世纪》：你怎么去靠近矿业？刘煜：当我想转到矿产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这个实力。投资矿产谈何容易，尤其是在异国他乡怎么管工人？

　　当时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生产卡特彼勒等公司机械的工厂上了很多，我回来一看价钱只有南非的四分之一，就开始做矿山机械，借此和矿山打交道就多了起来。

　　后来托尼·特塞拉(Tony Teixeira)找我合作，我就把库存的矿山机械作为资本入股，开始做钻石矿和黄金矿，然后拉布赖恩·美奈尔(Brian Menell)进来，他是南非首富奥本海默(Oppenheimer)家族的成员。

　　做矿产之后我们就有了分工，在非洲“中国脸”很好用，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就援助坦赞铁路建设。

　　当时中国代表团访问非洲很多，中国的使领馆也会让我们去负责一些接待工作。这样就与非洲很多国家的政府官员都有一些交往。所以，我负责和非洲各国的矿产部门打交道，能源也是矿产的一种，当看到石油发展前景好，从2000就开始去拿一些石油区块。

　　我一直想把石油生意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因为生意与中国没关系，我在公司就没地位。但中国的石油产业没有开放，这个愿望也就没有实现。

　　后来我们在加拿大买了一个多伦多上市公司Diamond Works的壳，把自己的资产填充进去，改名为我们原来的Energem。

　　《21世纪》：现在除了Energem公司的股份外，你还有什么生意？

　　刘煜：我原先还做过一些代理，中国的大企业，比如东北的输变电集团到非洲去拿项目，我帮他们做一些联系工作，我有一些政府资源。

　　至于我的其他生意，并不在Energem里面，虽然合作伙伴也都是这几个人。比如两个油田区块，正在探讨与香港的一家投资银行进行合作。

　　我的主要生意是来自于石油贸易，打油的成本就七八块美金，油价怎么跌我也不怕。我觉得中国人走出去，一定要研究当地社会，融入主流，然后利用自己的强项，就是中国的背景，把更多的中国企业带进去，你不要怕别人抢生意，钱不是一个人赚光的。

　　《21世纪》：在非洲做生意，还有什么特色？刘煜：非洲这个地方赚钱是要拼命的，南非尤其如此。我什么都不怕的，什么都看得开。不是我这个性格，我也不会有今天。

　　举个极端的例子吧。有一次我们从温州上了一批皮夹克，当时我在市场上看到我的皮夹克已经上市了，回到公司我就夸负责这事的小伙子做得很利索，可是他却告诉我货还没清关出来。

　　一了解，是他把提单正本给了一家印度清关公司，我知道，我的货被清关公司截留了。当时南非法律是允许带枪的，我们人人都有枪。我马上从旅行社买了一张回香港的单程机票，然后去找那家印度公司。

　　这家公司根本就是想吃掉我的货。我到了他们老板办公室，就问：“我的货在哪里？”他说：“在办理清关。”我问：“我的提单呢?我给你提单副本，你还我正本。”他说：“这不行，已经在办理手续，不能换来换去。”

　　我啪地一下把飞机票砸在桌上说：“你看！这是今天下午回香港的机票！”然后一把拽出手枪来顶在他脑袋上了，“拿了提单，送我回家，啥事没有。你是有很多保镖，但是我肯定能先打死你，但我还有一线生机回香港。你要是觉得值就把提单收好。我数三声就开枪，决不犹豫。”

　　对方马上老实了，当他把提单还给我的时候，已经尿裤子了，我说：“谢谢，走了。”

　　《21世纪》：你在南非做钻石、黄金、石油生意，当地的政治、经济环境都很复杂，有人会有疑问：你的钱怎么来的？是不是会带有一些原罪？

　　刘煜：我觉得没有，我跟中国一些民营企业的发展道路不一样。在中国可能靠各种背景，我自己是白手起家，自己跑出来的一条路。在中国可能有原罪的概念，但是在外面胜者王侯败者寇，有本事赚钱就是好样的。

　　《21世纪》：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毕竟在那里做的生意不是很规范，你希望通过A1让自己的原始积累转移到一个正规的行业？

　　刘煜：完全没有这个色彩。因为我是把我所有赚的钱都砸向了A1。只是因为我相信，A1会给我带来更多的钱，或许还有名誉和地位。

　　我一直强调，我是做生意，不是慈善，当然更不是洗钱。

　　比如说我运作了2年的中国汽车运动，体育总局正式批准我为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的副主席。这是我做的事对社会产生的贡献所促成的。

　　我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钱，是凭本事赚来的。否则，我不会这么理直气壮回国来做这些事情，不需要跑回中国遭罪，我在南非像皇帝一样活着，现在每天像一个孙子似的，任何一个政府办事人员都可以跟我耀武扬威，在南非，我一巴掌把他弄到印度洋里面去。

　　《21世纪》：但你要做A1，你必须要忍受这个东西吧？

　　刘煜：对。我最后心态能够平衡，我会告诉自己：谁要你来的？你自己要来的！

　　《21世纪》：你未来是否会考虑转让一部分A1的股份？刘煜：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还不是时候，现在还处于亏损状态，赛事真正的价值还没有体现出来。不过我选择合作伙伴也有标准，如果有人真的认同我的理念，真的是要想把这个运动做起来，把中国车队做起来的话，就算让对方占多数股权我也愿意。

　　反过来如果是F1老板来找我，说给我五千万买，我不会卖掉！就算给我5个亿也不卖！因为他买过去就马上关掉，消灭竞争对手。我为什么不坚持做下去，有一天像他那样赚到50个亿？

　　《21世纪》：董荷斌突然退出A1上海站比赛加盟GP2，这和F1大老板伯尼有关系吗？

　　刘煜：我没有证据，不过GP2是伯尼的，他为什么恰好在我们上海站比赛的这几天吸收董荷斌加入，还宣布要帮他拉赞助？然后还打电话给我们车队的领队骊春韦说：“你的车手可能没有了。”

　　我们不怕这些，最多我们的成绩提高得慢一点。我可以培养自己的车手。我怕伯尼吗？他78岁了，我才52。

　　《21世纪》：对于伯尼来说，你是不是扮演了一个挑战者的角色？

　　刘煜：不是我扮演挑战者，是他把我视为挑战者，这个社会就是竞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