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依存渐紧 中日同此凉热

　　4月11日，温家宝总理即将启程对日本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这将是中国总理7年来首次访日，也是22年来首次在日本国会发表讲演，外界因此称其为“融冰之旅”。

　　亚洲、也是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正努力试图融化横亘在两国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坚冰，就在这次访问之前大概一周，中日经贸额轻松地越过2000亿美元大关，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也许，正是中日经贸庞大的推动力，促使着历经曲折的中日政治关系走向阳光地带。

　　厚重的压舱石

　　《中国经营报》：一般说来，两国的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具体到中日经贸关系，我们该如何界定它与双边关系的互动关系？

　　张季风：我很同意“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压舱石”的说法。具体到中日关系，我想这块“压舱石”的分量尤其显得珍贵。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35年，两国的政治关系可谓风风雨雨、波折不断，但是，正是因为有双边经济合作这一利益共同点，双方的外交航向才没有出现重大偏差。

　　目前，中日经贸关系可以说完全进入了市场轨道，大多数时候都是市场规律在起主要作用，经济外因素的影响力相对减弱。历史证明，中日经贸合作具有顽强的自生性。从改革开放直到2003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贸易连续11年都是中国外贸中增速最快的一个板块。尽管2004年以后日本下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刘军红：实际上，在中日恢复邦交以前，中日经贸关系就未曾中断过，当时主要表现为民间贸易往来。也正是这种基于中日民间友好人士的贸易，奠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中日复交后，民间贸易公开化，并增加了投资关系，中日经贸关系有了飞跃性发展。

　　战后60余年，中日之间未发生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这在周边关系中是不多见的。这个事实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因此，维护中日经贸关系的稳定、纵深发展，已成为关乎两国关系以及国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

　　《中国经营报》：谈到中日经贸关系，人们一般都爱用“政冷经热”来概括。甚至一度当外交关系跌落到谷底时，人们还担心会出现“政冷经凉”的局面。作为置身其中的商界人士，你们是否同意这种概括？

　　小山雅久：这两种概括都不是很准确，其实日本企业界是相当独立的一个群体，我们不愿受政治、外交因素的影响。你看安倍首相访华，就没有带经济代表团。相反，日本每年有企业自己的代表团例如经团联，自行决定访华的时机。这种决定，很多时候只是基于商业考虑。老实说，经常有人在中日政治关系出现波折的时候问我的感受，这种时候我都要一再地解释，我们的经营一直是按商业轨道在运行，不会受太多政府的影响。

　　《中国经营报》：但是完全的“政经分离”恐怕也是不可能的。日本企业不信奉“经济外交”吗？例如，在重大项目上希望外交为先导。

　　武田胜年：无论是“政冷经热”还是“政冷经凉”，都是中国一些学者率先提出的。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针对日本政界人士的一种善意提醒：瞧，中日双方的经济关系已经很好了，政治关系也要跟上经贸发展的步伐才对。

　　事实上，我们坚信凡是政府保护的行业最终竞争力都是很弱的，你看日本的金融和农业，战后60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在保护，但是越保护越差。可以说，我们日本企业最终还是相信自己的竞争力，相信市场的力量。

　　此消彼长的外贸依存度

　　《中国经营报》：2006年中日贸易总额刚刚突破了2000亿美元，这说明中日双边贸易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据称近年来日本的经济复苏过程中，“中国特需”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正在加大。而同期中国对日本的外贸依存度却在相对降低。该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如何正确衡量中日经贸的依存度？

　　刘军红：中日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表明中日经济规模同时扩大，这本身就反映了中日经贸关系的现实意义。也就是说，中日贸易发展已证明中日产业间存在“相对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日经济的互补性仍是促进彼此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中日经济互补性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日本对华投资的扩大，以及日本相关产业对中国市场的转移。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大发展，新兴市场国家迅速成长，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随之，世界资源、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出现前所未有的重新组合与配置。这个过程导致日本原有的产业、企业开始失去比较优势，失去世界竞争力。中国市场的开放，为日本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了焕发比较优势的空间。日本企业通过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利用中国的低成本，实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重新赢得了全球竞争力。

　　同时，落后产业的对外转移，也为日本国内产业升级换代提供了新空间。日本新兴的高技术含量、高设计含量以及高知识含量的产业迅速崛起，研发、设计、咨询以及金融服务，乃至医药、健康、教育等新型服务业快速成长，成为质量增长的新支点。这种产业升级正得益于中国市场开放与中日产业的相容。

　　张季风：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对日本的依存度大一些。但近些年来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中国对日本经济的依赖在相对下降，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则相对上升。

　　1996年，中日贸易额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是21%，2006年，这一比例下降为11.8%。同期，日中贸易额在日本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则从8.2%上升到17.2%，而目前日本同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的贸易额占比不过17.4%。按照这一发展态势，若不出意外，2007年，中国内地将会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事实上，在2004年，中国内地加上香港，就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本轮经济复苏过程中，“中国特需”成了一个重要的“起爆剂”。2003年，在日本外贸的增加额中，有68%都来自对华出口。

　　但是，以上数字仅仅是表面数字，如果扣除我国出口日本产品的进口技术和进口零部件部分，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将小于上述数字。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切不可沾沾自喜，更不应该轻易激起贸易摩擦。

　　真家阳一：受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中日贸易的增长速度比中美、中欧贸易的增长速度还是快一些，这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单纯从贸易占比上看，上述情况确实存在。但是，与美国在中国大规模的生产贸易不同，日本对中国的技术贸易增长很快。2006年增速达到36%，总额有52亿美元，是中国第一大技术来源国。2002年，中国出口日本最多的商品已经从纺织转换成机械产品。这些都表明，日本把大量高附加值的生产和技术转移到了中国，加深了双边贸易的深度。

　　《中国经营报》：随着双边贸易的加深，中日之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是不是也在加大？就像20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贸易摩擦。

　　真家阳一：应该不会。当年的日美贸易摩擦，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单纯的出口激增。而当前的中日贸易，一个突出特点是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日日贸易”。即日本的母公司与在中国的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多，约占贸易总额的60%。也就是说，中日之间与一般国家之间单纯的贸易往来不一样，真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结构决定了贸易战发生的比例不高。

　　从师徒到学友

　　《中国经营报》：恢复邦交正常化35周年来，中日各自从这种经贸关系中得到了什么？经贸作为两国利益的最大交汇点，在将来合作升级的途径主要有哪些？

　　张季风：如果以一个简单的时间段划分，那么在早期中国从日本得到的帮助多一些。例如，中国政府间借款一半来自日本。除了资金之外，日本在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制度设计等方面对中国帮助也比较大。20世纪80年代，有不少日本著名的经济学者、商界精英来到中国讲学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地之一。目前，日本投资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额的8%左右。应该说，中国对日本的投资依赖度是相当大的，甚至超过对美国对欧盟的依赖。截至2007年2月，日本对中国的投资累计达到587亿美元。而中国目前对日本的投资则微乎其微，累计总额只有1.7亿美元，占比连0.5%都不到。即使在2006年，因为多种原因日本对华投资出现30%的下滑，但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额仍达46亿美元，依然稳坐对华投资的国别第一把交椅。

　　可以说，在经济依存度如此高的中日两国之间，如果不搞好政治关系，那么无异于自杀。

　　日本则在中国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地，这对日本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复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将决定日本未来高新技术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可以说，中国的和平发展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日本这个近邻。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世界经济增长，日本除了间接受益外，直接受益更大。众所周知，日本经历了90年代以来的长期经济萧条期，目前正在持续复苏。日本经济早已进入成熟阶段，个人消费和公共需求都开始进入停滞状态。在未开发出足以引起消费革命的人气商品的情况下，扩大个人消费的可能性极小。而越来越深刻的出生率下降、老龄化又将进一步阻碍个人消费的扩大。目前，通过财政手段、金融手段来刺激经济的余地越来越小。因此，扩大对外出口成为维持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

　　《中国经营报》：能否这样打一个比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日本在经贸合作上的关系像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中国处于学习跟随状态。那么，现在中国则成了一个潜在的竞争者或者平起平坐的利益共享者。这种微妙的变化对中日经贸会产生哪些影响？

　　张季风：中日经济合作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中国与日本还没有达到平起平坐的程度。从制成品的生产流程方面看，中国与日本也只在零件生产、组装等低附加价值领域存在某些竞争关系，而在上游的研发以及下游的销售、售后服务等高附加价值领域中国与日本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还比较弱，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在知识产权方面主要依赖包括日资企业在内的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销售方面，尚未形成自身的销售网络，售后服务也有待提高；而日本以综合商社和跨国公司为中心早已形成了全球性的销售网络，中国企业尚处于“借船出海”阶段。

　　武田胜年：现在的中国企业有点儿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企业，可能缺资金、缺技术，但却闯劲十足、敢想敢干。这一点在民营企业身上尤其明显，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企业精神。而日本企业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后，虽然现在规模很大，但是却过于求稳了。因此，我想把目前的中日关系比喻为学友关系，我们互相提高。

　　在三菱商事，我们的总裁曾经表示，如果不熟知中国的情况，是无法做国际贸易的。以石油为例，假设我们想和南美一家企业谈合作，那么我们一定要先搞清楚中国和这家企业的关系。因为无论是供应还是需求，“中国因素”都会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媒体共振

　　路透社：亚洲两大国希望缓解对抗局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二战问题上的强硬观点，包括他关于日本侵略部队慰安妇问题的言论，都一度引起北京方面的愤怒。

　　但中国希望制定最新的对日战略计划，首先考虑眼下值得忧虑的问题而不是历史争端。

　　温家宝此行将是一次谨慎的访问，届时中国希望把中日关系关注的焦点从仇恨的历史转向解决当前的问题。亚洲两大国试图缓解在能源、领土和影响力方面的对抗局面。

　　《东京新闻》：日中寄望东海油气田开发磋商取得进展

　　在日中有关东海油气田开发的磋商中，中国方面提出了在双方所主张边界线之间的中间附近稍微“靠近中方一侧”区域进行共同开发的方案。日本方面则提出在包括中间线在内的“广泛区域”进行共同开发。为了在11日开始的温总理访日过程中使磋商获得“进展”，双方在继续进行最后阶段的谈判。

　　如果日本方面设定的“广泛区域共同开发”包含了中方建议的区域，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契合点。日中两国确认了把东海作为“合作之海”的方针，希望通过温家宝总理的访日达成某种具体协定。

　　《金融时报》：靖国神社仍是中日关系症结

　　温家宝在即将访日之际表示，日本领导人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后果”。温家宝发表上述言论，突出表明中国政府将继续把外交重点放在阻止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上。安倍晋三在参拜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足以为日中两国恢复全面的外交交流扫清障碍。

　　届时温家宝可能与安倍晋三签署一份联合声明，这表明两国关系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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