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过错中获益

　　财经时评

　　徐迅雷

　　有句著名的法谚说：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过错中获益。然而，许多人恰恰就是因自己的过错与不义而获益。“麦当劳薪水事件”的曝光，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4元人民币能买到什么？两个冰激凌甜筒！”而这“4元”正是麦当劳支付给兼职员工的小时工资。在广东，麦当劳、肯德基、还有必胜客，付出的都是类似的“超标低工资”；如今，麦当劳薪水事件波及全球，他国雇员也不满低工资。

　　

麦当劳的“主人”们，通过支付超低工资，赢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就是“过错与不义”的获益者。低工资还只是其一，这些洋快餐还涉嫌让兼职员工工作时长几乎相当于全职员工，但并不给予全职员工的福利待遇。他们钻的是中国劳动法的“空子”，因为兼职的打工学生不属于最低工资等规定的适用人群。

　　这背后，其实还并不仅仅是制度供给问题。明明是可怜的低工资，为什么这些兼职的打工学生还是去干活，而不是让人家找不到雇工？为什么麦当劳明知雇员满意度较低，却不愁找不到兼职者？因为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尽管“洋快餐”涉嫌违规，但它起码不拖欠员工工资。这意味着，他们的雇工比那些为讨工钱而跳楼的民工要好。

　　从这一层面看，问题已从制度性变成了社会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当一个人能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个人回报率”远低于“社会回报率”时，个人就不会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了，个人的闲暇时间也就升值了——这就是说：一个人当所获报酬与贡献不成比例，他宁可闲着不去“打”那该死的“工”。反过来看，去麦当劳打工的学生依然趋之若鹜，可见其“报酬贡献比”还不是最坏的。

　　事情可怕就在这里：它不是最坏，但明摆着有坏，于是进入了一个“灰度空间”；“低工资”走的时间长了，便成了“路”。为什么我们的环境给人家留下那么多的灰度空间？劳动力供大于求，就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现实。当年美国的老福特很精明，通过给员工加工资，稳住了员工队伍，最终节省了人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其背景就是在低工资情形下大量员工的流失。

　　面对这样的“灰度空间”，我们并不是不能作为，而是需要诚心去构建和谐的雇工伦理，最终使雇主成为负责者。制度弥补当然是一个前提，修改我们的劳动法是必须的，得让它能够调整兼职员工受损的利益。伯尔曼说，法律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我们的劳动法必须成为这样的“活生生的程序”。但是，光有劳动法同样是不够的，工会组织和雇工自己，必须成为权利的保护者主体；而今揭露“薪水事件”的仅仅是媒体，雇工和工会作为利益主体却是失声的；而这种“失声”，本身就是一种“自己的过错”。

　　最后的路径，就是司法的救济。法谚说，“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最近在美国，全球第一大零售商沃尔玛公司就因贪图“小便宜”、强迫员工超时劳动，惹上了大麻烦，结果被判巨额赔偿；沃尔玛觉得很委屈，在法庭上辩称员工“加班”是“自愿工作”，但法院还是毫不留情。若有一天我们看到麦当劳、

肯德基的兼职雇工将雇主告上法庭并赢了官司，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以法治治理“灰度空间”的魅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