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梧：斥巨资搞“政府公祭”是新的政绩追逐

　　文／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西梧

　　清明节将至。在节日里祭拜祖先，追忆亡人，缅怀先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如今，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在清明前后也忙碌起来，但他们热衷的不是组织干部职工、军人学生去祭奠革命先烈，而是挖地三尺找出与当地有关的古人，然后斥巨资举办大型的公祭活动。

　　近日，鲁迅故乡绍兴市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2007年公祭大禹陵典礼将于4月20日（谷雨）在绍兴举行。据介绍，为了这项盛典，绍兴市已累计投入2亿多元，新建了祭禹广场、水上祭台、守陵村和夏禹文化园等，今后还要继续扩建，目的是使祭禹典礼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级祭祀活动。

　　其实，由政府举办的对古人的所谓公祭大典活动，绍兴已经落在了别的省市后面。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陕西成功举办黄帝陵公祭仪式以后，一些地方就纷起效尤。进入21世纪，这股公祭之风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三皇五帝”、

神话传说沾边的省市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把仪式搞得轰轰烈烈，如湖南省的公祭舜帝、河南省公祭人文始祖、甘肃公祭伏曦、陕西公祭轩辕皇帝等；与这些传说始祖八杆打不着的，则在中国历代皇帝里找，只要沾亲带故就行。去年9月，四川广元县首次公祭1200多年前出生在此的武则天，引起了乾陵所在地陕西省不满；皇帝没有的就找英雄好汉，如苏州市找出了个伍子胥，硬要放在端午节前搞公祭，与屈原争风头；有的地方文化底蕴有限，既没有皇帝也找不到英雄，就打起了古代美女的主意，如浙江某地公祭西施，陕西某地公祭吕后，海南公祭黄道婆等等，甚至山东某地还要公祭起潘金莲……

　　受公祭的古人五花八门，而公祭的形式却基本一个模式，无外是设一大型祭坛，摆上五谷三牲，然后鸣炮鸣金，击鼓奏乐，朗读祭文，焚香敬香，摆献花篮，鞠躬礼拜。公祭活动最重要的是邀请到了多少来宾，特别是港台宾客、海外朋友；最关键的是有什么级别的领导到场，如果能邀请到个别国家级的领导，仪式规格就大为提升；最下功夫的是祭文，一定要为古骈文，需要对仗工整、平仄讲究，越有古风遗韵越好，越让人听不懂显得水平越高。

　　所谓公祭，按词典上说，是“社会团体或社会人士举行祭奠，向死者表示哀悼。”公祭仪式自古就有，但一般带有很强的宗族色彩，体现着家族的荣耀与族权的威严。有些公祭活动由于天长日久，深入民间，积淀下深厚的民族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每年的端午节，本是对我国伟大诗人屈原的祭奠活动，但如今已是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传统节庆。但近年各地兴起的公祭热，则是名副其实的“公”祭，完全的政府行为——政府挖掘、政府策划、政府投资、政府组织、政府自乐。即使拉上一些民间组织参与，也只是充当配角。这些活动与传统的公祭活动最大的不同，就是与百姓无关。尽管仪式搞得热热闹闹，烟火缭绕，但能参加公祭的都是各级领导、各界名流，普通百姓能凑近看个热闹就不错。如果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到场，群众连凑近的机会都没有。曲终人散，公祭场地除了留下大堆垃圾，什么也不会留下。百姓除了知道演这么一出热闹戏，什么也没有改变。

　　既然如此，为何“政府公祭”之风会愈演愈烈呢？这里重要的是连着“政绩”二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时成为各地发展经济争相模仿的方式。弘扬文化是旗号，发展经济是目的。但许多地方借鬼神搭了“台”，经济的“戏”却没唱起来，搞得劳民伤财，怨声载道，这股风也渐渐下去。这几年情况反过来了，经济快速发展对政绩的拉动作用显弱，先进文化建设则能成为新的喝彩点。在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市”的热潮中，文化再不是“搭台”，而成了“唱戏”的主角，经济实力则变为“搭台”的基础。可要搞出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项目，毕竟不是光靠大投入能立竿见影的。想创作出像《丝路花雨》、《云南映象》那样的传世佳作，又心有余而力不足，更无这个耐心。于是，从坟墓里发掘古人来“搭台”，就成了加强文化建设的最便捷、最利于造势的选择。

　　可以预料，在政绩冲动和对文化建设奇怪想象的共同作用下，“政府公祭”热将继续扩散，并在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旗号下更为兴盛。不知被深埋几千年的古人会不会发笑：没想到你们这些号称现代人的智商，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