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之忧

　　左小蕾专栏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在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经济改革的着力点要放在结构调整上。

　　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这种增长模式受到很多学者的推崇。但我要提醒中国政府注意的是，这种繁荣之下的隐忧。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可能是过度投资的推动，一个单位的投入仅仅带来0.4个单位的增长，这种增长的成本和代价很高，最重要的是这种完全靠投资推动的增长是否能持续。而所谓“低通胀”，很大程度与资源价格受到控制有关，比如，成品油不随国际油价调整，煤电价格不联运，对短缺的运输和公共交通服务的价格给予不合适的补贴等等，使得CPI可能没有真实反映通胀水平。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存在一般消费品产能过剩的问题，也使一些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不能传导到最终消费价格，通过CPI显现出来。

　　此外，中国巨大的外贸顺差，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给经济增长带来诸多不稳定的外部环境。

　　所以，中国现在所有的宏观经济指标都有一定的脆弱性。

　　中观和微观结构中，一旦某一环节集聚了较大的问题，宏观经济的指标就可能会被改变。

　　当年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导火线都是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但核心根源还是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经济增长多度依赖投资推动而不是全要素推动。产业结构不合理，巨额外贸顺差，不健全的金融体系，才是让日本经济大厦瞬间倒塌的根本原因。当年东南亚各国，也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忽略了结构调整，外国资本发现这些危机后快速流出所致。

　　目前，美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指数等宏观指标都在比较正常的范围内，但是，由于市场对美国经济结构，房地产市场以及相关金融机构信贷出现严重问题的担忧，导致美国股市近期反复振荡。因为如果房地产业出现问题，美国人从房地产业获得的收入减少将带来消费市场萎缩，房地产信贷机构问题会影响向其投资的所有关联金融机构，连累华尔街、进而连累整个美国金融业，甚至可能改变美国宏观经济诸多指标。

　　2001年，纳斯达克崩盘，“新经济无周期”的神话寿终正寝，美国经济全面放缓。美国此次新经济出现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信息产业的存货大幅上升，企业利润大幅下降，投资大幅减少，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导致的。

　　中国经济目前也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如国际收支平衡，储蓄－投资不平衡，产能过剩，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构不合理，金融体系不健全，资产价格泡沫风险不断积累，等等。之前大量流入中国的投机类资本，发现中国经济恶化的蛛丝马迹后，一旦大幅度快速撤离，有可能严重冲击中国经济。

　　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在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经济改革的着力点要放在结构调整上。不能因为结构调整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不大力推进，否则看似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基础，就会被撼动。

　　应该说，中国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但为什么成效甚微？这可能与调整和改革的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不当干涉过多有关。

　　中国家电产业从1990年代开始就有产业过剩的问题，但由于是完全开放的市场，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过剩的产能调整都在市场引导下完成了，没有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任何困扰。中国的中小服务业从1990年代以来也没有为结构性问题困扰。这些都是市场化调节的功劳。

　　中国的投资结构调整，应该少一点对新增项目的审查，少一点“窗口指导”，多让土地、资金和其他要素价格发挥调节功能，让市场去优化资源配置。

　　外贸顺差调整，实际上是出口企业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问题。中国政府应该引导企业从劳动力成本合理提升、社保医保体制完善、环境保护等方面着手，促进出口企业的优胜劣汰，进而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而不能简单地靠

人民币升值提升出口价格改变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改革则要匹配出口产业的调整步伐。融资结构的调整，应该更强调银行的盈利模式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完善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而不是简单重复控制新增贷款或者信贷总量。

　　1980年代中国“低投入，高增长”增长模式是制度性改革主导的，。今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制度性改革依旧要成为主导力量。

　　当然，在一些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政府应该有相应干预，比如推动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

　　(作者系银河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