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锦文：央企过度扩张是一个危险信号

　　剧锦文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明三 北京报道

　　近年来，中央企业的盈利能力以每年1000亿的规模递增，表现出强烈的扩张冲动。与此相对应的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没有明显改善。

　　在央企强势扩张的背后，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再国有化”的倒退？国企是否需要重新定位其经济和社会功能？本报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剧锦文。

　　中国经济“再国有化”？

　　《21世纪》：最近两年来，相对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显得异常活跃，它们不仅一再创造业绩神话，而且显示出大举扩张的强烈冲动。应如何看待这一轮国企的扩张？

　　剧锦文：自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再次出现复苏以来，国企也开始了新一轮扩张，现在看来有愈来愈强的势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上游行业，国有经济的比重出现了由下降逐步转为上升的态势。如金融保险、石油、电力、电讯、铁路、航空、烟草和军工领域，国资及国有经济的产值都占全行业的80%－90%左右，有的甚至接近100%。

　　其次，国企还出现了向某些竞争性领域重新扩展的苗头。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再国有化”现象。

　　对这一轮国企持续扩张，我个人的担心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可能为将来的调整带来更大风险。现在一些国有企业借经济快速增长的东风而大举扩张，不难设想，一旦经济再次出现衰退，国有企业的弊端就会立刻显现。

　　其次，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因为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程度的行政垄断，规模扩大必然使市场中的垄断成分提高，导致竞争效应减损，最终会使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下降。

　　第三，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造成一定挤压。2005年初中央出台鼓励非公经济发展“36条”，提出了“非禁即入”的产业准入原则，目的就在于打破各种行业垄断。但实际上由于大多数行业都存在一个或几个大型国企，他们凭借自然垄断、行政垄断以及市场垄断的力量，给非公经济的进入制造了很多障碍。有研究表明，非公“36条”发布后的两年多来，民企的产业进入成果不大。

　　因此包括央企在内的国有企业需要保值增值，但要有限度，过度扩张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会对整个市场机制产生威胁，并最终对国家早就确立的市场化改革战略形成挑战。

　　国企新定位：弥补市场失灵

　　《21世纪》：2006年12月18日，国务院发文要增加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明确提出国企要在石油、电力、电讯、银行等七大行业绝对控制，这是否说明央企扩张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

　　剧锦文：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政府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目标，这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强势地位。

　　这种模式由计划经济转轨而来，政府控制国有实体经济和国有金融机构，以此来实现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的配置。当然市场也在一些领域起到了配置资源的支配作用。但人们不愿看到的是，由于个别国企有时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反过来影响、左右政府的决策。其结果将导致这个模式的失效。

　　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需要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国有企业仅仅是政府的政策手段，而不应有独立的利益。否则，这个模式的运行就很难实现人们预想的效果。

　　《21世纪》：那么，央企扩张的底线在什么地方？能否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又能通过什么手段来控制呢？

　　剧锦文：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国有经济的比重最高为20%，如法国、美国和日本，国有经济的比重都在10%以下。有人认为，目前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可参照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也可参照建国初期国有经济的比重，大体在25％－30%是较为理想的，这是否可看作国有经济在规模上存在的底线？

　　再从国有企业的功能上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其主要职责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其一是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体现政府的产业政策意图，鼓励或者限制哪些产业。其二是“诱致”市场的产生，即在市场调节不到位或市场没有产生的领域，国有企业主动进入，一旦市场出现并形成一定规模，就及时退出，再进入其他需要“诱致”的领域。其三是集中于特别重大的科技攻关和创新，如国家的航天航空技术创新等。

　　实施资本预算：兑现出资人利益

　　《21世纪》：在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里头，国企占据了一个关键位置，你认为应该如何界定其作用？怎样加以有效的控制？从中国的经济现状出发，这是否还需要一个漫长过程？

　　剧锦文：国有经济要强调它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要在影响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里发挥作用，这本来是我国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但实际情况是国企扩张到竞争性领域，和民营经济、地方企业直接竞争。这个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的意见是：首先，中央要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进一步明确国企的功能定位，调整其扩张倾向；其次，政府要对国企实施资本预算制度，兑现出资人的应得利益；再次，政府要择机放弃对国企的行政保护，以社会公正为原则制定政策，使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当然，社会转型不可能一步到位，国企的归位也同样如此，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与既定目标相悖的倾向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