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引领能否救赎群体的沦落

　　■石子砚

　　一个40岁上海男子，锲而不舍地自费打击假药。三年来，他不断周旋在药监部门、医药公司、医院、药店和媒体中间，自称累计举报假药101次，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常常在洗浴中心过夜，过着有家不敢回的日子。甚至在药监部门被我们的工作人员打成“睾丸挫伤”。（3月21日《中国青年报》）

　　显然，这又是一个因为制度底线的后移，而成就的一个公共生活勇敢参与者的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是因为公共权力的沦落而成就的“一个人的经典”。在药监局工作人员说出“老高啊，这次为了你，我们连这么先进的仪器都带来了”的话时，我们对于这种无耻的黑色幽默，既有离奇的愤怒，又感到无奈的悲凉。对于这种“一个人的经典”，我们在为其喝彩的同时，总是不禁自然地反问：这种自发自愿的个体的努力和道德引领，这种一个人的经典，能否捍卫制度底线的不断后移，能否救赎公权力的不断沉沦？

　　按说，打击假药本应该是药监部门的“天赋”职责，可是，这种职责现在不但成了“为了老高”自己，而且当出于利益的需要时，药监部门甚至成为药商的“帮凶”，将高德海打成“睾丸挫伤”。当然，对于这种公共权力的流氓化趋势，公众已经不感到奇怪。毫无疑问，这种离奇完全是一个利字在作怪。当

东莞走私集团可以给海关工作人员“发工资”，当成都火车站警察勾结小偷“猫鼠一家亲”，当忻州煤矿安监局向矿企“借钱”买车盖楼，当法院“自然地”判决“最牛钉子户”强制拆迁的时候，我们对于老高这个孤独、苦闷而寂寞的“一个人的战斗”及其处境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老高“一个人的战斗”，其实并不仅仅是在同假药作战，而是在与

医院、药商、沦落的监管机构和公权力等一个群体作战，是与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权力互享，利益共生”的权益集团作战，在与一个盘根错节的体制缠斗。因此，老高的精神固然可歌可泣，但是从一开始就注定如同那个故事中的唐吉诃德。高德海们的“伟大”，衬托出的，是公权力和公共机构的“渺小”；高德海们的悲壮，衬托出的，是利益集团的强大与贪婪；这样的“孤胆英雄”越多，说明我们的公权监管体制越不正常、越不健康；一个人的经典，折射出的，是那个盘根错节利益链的荒诞。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应该是所有的人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就像药监局打击假药是天经地义一样。类似老高“一个人的战斗”，充其量，也只能作为公共权力失职渎职或者政府失灵的“牛虻”和补丁。不可否认，当公共机构越来越世俗，甚至成为利益集团的家丁时，当大多数的个体以“当下一切还算不错，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犬儒心态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时，我们必须对高敬德们表示敬意。也不可否认，这种一个人的战斗，这种个体的努力和道德的引领，是让制度落到实处，是防止或监督公共机构损害公共利益的一剂良药。

　　但是，个人和个体的力量总是微不足道的。个体的引领的单薄，注定难以实现对群体沦落救赎的目的，单凭个体道德底线的操守，也难以捍卫制度底线的坚持。解决社会转型中的种种困境，更需要一种制度性的力量，需要一种制度正义的建构，并通过这种建构来推动公权力、负责任政府、公民社会和公民的成长。在这种图景下的“一个人的战斗”，即使再艰难，也注定不再会如此荒诞、悲壮与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