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清“八大王”和登山鞋事件始末

　　编者按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没有一种模式，能像温州模式这样，备受人们的关注；也没有一种模式，能像温州模式这样，遭受那么多的责难和压力。温州模式，这场以市场化取向为先导的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深远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或许，今天的人们，看到的是温州人的富裕，却忘了当初创业者的艰辛和勇气；看到的是温州的先发优势，却忘了温州干部看似无为，实则有为的政治风险和压力。温州的改革之路，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这条路上，没有路标，只有眼力；坚韧的足迹，覆满荆棘。这条路一直延伸到了现在。在改革开放即将踏上30周年的历史阶梯之际回眸，我们是否看清艰难曲折的行进线路？是否理解山花烂漫、百感交集的时代图景？

　　跋涉者的记忆是历史的印记，历史的记忆是未来的财富。中国经济时报特推出温州民营经济史口述系列，采访一批曾经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改革先行者，以他们的亲身经历，以及

人生感悟，希望为中国的深入改革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系列文章以讲述者第一人称的语气成文。

　　■温州民营经济史

口述实录（一） ■口述连正德（温州市人大主任）本报记者汪海宝卢丽平见习记者柯海芬采访整理

　　上世纪80年代初，乐清市柳市的“八大王”和县二轻局事件，以及围绕它们发生的民营经济风波，就折射出我国市场经济从产生萌芽到茁壮成长的曲折历程。为此，我们采访了事件的亲历者，时任乐清县委副书记的连正德。

　　“八大王”和登山鞋的兴起

　　1976年粉碎 “四人帮”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那个时候，我们温州的农民开始从土地中走出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主要是从事投资少、成本低、技术要求不高的再生加工和小商品生产，很快形成了乐清低压电器等十大产销基地，出现了以家庭生产为单位、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以购销员为骨干的经济格局，这就是外界评论的“温州模式”。

　　那个时候，乐清的个体、私营经济很活跃，真是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有八个“大王”名声最大（“螺丝大王”刘大元、“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线圈大王”郑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这“八大王”是当时乐清柳市的冒尖户，也可以说是1978年那个时候温州最早的个体户，现在看来，他们应该是群众自发搞个体经济的一个典型。

　　此外，当时乐清县二轻局下属有个登山鞋厂，把生产搞得轰轰烈烈的，算是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典型。

　　文革内乱刚结束，乐清许多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个登山鞋厂也不例外。它的前身是乐清县皮革厂，生产猪皮鞋，但做得不好，原因是工艺太陈旧、质量次、价格高，这样一来，鞋子卖不出去，企业快破产了。于是，二轻系统组织厂长、供销员共100余人，到全国各地寻找生产业务，到外贸单位要求来料、来样加工、以及送样定货。记得那是1978年，鞋厂的运气来了，一家上海外贸单位支持了鞋厂，给我们送来了定单。鞋厂立即组织专门的技术力量，连夜试制这个麻底的登山鞋，终于给试制成功了。

　　这种鞋子是用苎麻来做鞋底原料，穿着很舒服，质量也做得好，当时还是全国惟一一家，所以很受欢迎。可是这个厂的生产能力一下子无法适应，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于是就想出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我们就让他们一边把厂里的技术力量利用起来，另一边把郊区社队的企业和农村专业户组织起来。这样一来，这支生产队伍立即扩大了。那个时候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加工点分布在农村，很多生产工具是农民自备的。

　　省委工作组和乐清县委的分歧

　　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温州、乐清个体、私营经济这么一发展，就受到质疑了。省内开始有种论调，认为温州是在刮资本主义的歪风。当时有个传言，“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隆”，需要“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

长城，挡住南风往北吹”。经这么一传播，1982年之前的那几年，从中央部门到省委，不断派人到乐清来了解工作情况。当时的温州市委办公室办有一份刊物，叫《温州工作通讯》，上面就登了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报送的两份材料，其中一份就是通报乐清情况的，说乐清存在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等好多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从上到下对乐清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在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很严重，必须要打击。

　　所以，当中央决定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时候，浙江省就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一作为重点，就把乐清划为重点；乐清一作为重点，就把柳市划为重点了。

　　整治的速度很快。中央在1月发出《紧急通知》，2月就发了17号文件，到了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做出一个《关于严惩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4月省委就派了省委常委、省委有关部门等十多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来整治乐清。工作组来之前就有个先入观念，他们的任务是来证明你们乐清的方向错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而我们乐清几个领导，一致认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是正确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从现在看，怎么看待乐清的个体、私营经济，关系农村经济要不要搞活，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也是支持改革与抵制改革的分歧。但当时我们也没有考虑这样深刻，只知道商品经济对农民有利。所以我们就说省委工作组缺乏调查研究，以“左”的眼光看待我们农村经济改革。

　　“八大王”的“罪行”：投机倒把

　　乐清县委跟省委工作组的意见分歧很大，以至开常委会的时候，他们坐一边，我们坐另一边；他们指责一个问题，我们就反驳一个。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对“八大王”的处理问题。

　　省委工作组认为柳市“八大王”什么的，是在搞投机诈骗。理由很简单，你赚钱这么多就是资本主义。在我们看来，“八大王”赚的钱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社会发展。你说他投机倒把，他怎么投机倒把了？比如，煤炭当时非常紧张，有人搞运输，就把煤炭运到温州来卖，这是好事啊。

　　还有，乐清个体、私营经济和家庭工业是新事物，刚刚出来。我们查找上级的文件，没有肯定，但也没有严令禁止，对“八大王”这样的事例，我们几个县委领导觉得对经济发展有利，于是就开了绿灯给予支持。

　　这么一来，省委工作组就说我们是在诱发资本主义，并把个私经济发展中社会风气、社会治安问题也加到我们头上。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可以采取引导解决的方法，但他们不听。最后，他们上纲上线，指责我们搞自由化，破坏计划经济；破坏计划经济，当然是搞资本主义。文革刚结束，乱扣帽子，乱打棒子的流毒还在。

　　“八大王”的事情，我们跟他们争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用。结果这样处理：7个人被关起来判刑的，最重的，给判了7年徒刑。还有1个人潜逃在外，不敢回来。

　　省委工作组来了后，对个私经济的打压力度很大。比如说，那时候有很多乐清人在新疆兵团。这些在新疆的人回来说，那边吃的、喝的都很少，特别没有水产品。我们乐清，水产品有的是。一个乐清人就想到把乐清的带鱼运到新疆去。这是多好的事。这个人手头的钱不够，需要向银行贷款。那时银行审批条件很紧，不熟悉很难贷出的。当时乐清有个区委书记，是个老同志，也很支持搞活经济。由于他跟银行营业所是熟悉的，所以在中间联系了一下。就这样的事，省委工作组硬说这位书记是为投机倒把提供方便，要判5年徒刑。当时我们几个乐清领导很气愤，争取了好长时间。但是他们权大，没有办法。交给法院判，当地法院也不愿意判。那天晚上叫我们几个去做工作。我们呆在家里都不愿意去，回话说，你要判你判去。最后他们还是把这个书记给判了。

　　可以说那个时候，个体户、私营老板，人人提心吊胆。

　　登山鞋厂的“罪名”：两头在外，浪费国家资源

　　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就是登山鞋厂。从老百姓的角度看，这个登山鞋不知道有多少好啊！登山鞋的生产得到发展以后，每个人的家里都赚钱。单单缝那个鞋底，每户人家一个晚上下来就有几毛钱，一个月也有十来块。十来块对当时的一个家庭来说是个不错的收入啊！

　　二轻局以生产登山鞋为龙头，还积极带动手工刺绣、编织、雕刻工艺品的出口。

　　按理说这个鞋厂跟个私经济不相关，它是集体企业，不属于整顿重点。后来又出了什么事呢？这跟一封举报信有关。

　　这封信是一位“乐清群众”写的，关于“登山鞋不应该放在浙江乐清”的控告信，反映了登山鞋厂的许多问题。信上说登山鞋的原材料在浙江萧山，出口在上海，生产在乐清，造成人力、运力、财力的极大浪费，是在损失国家的利益；此外，鞋厂的职工工资高出当地平均工资3—6倍，破坏工资制度；信中还反映二轻局局长走私；鞋厂向上海外贸公司行贿。这些问题经过我们一一调查，没什么问题。而省委工作组轻率地说，这二轻局长肯定有问题，把这个东西引过来就是问题，是诱发资本主义。结果就把二轻局长做为一个典型来处理。到了最后，他们把这个登山鞋厂也搞掉了。你说两头在外，现在看来是多有效的资源配置，那个时候算是罪状。

　　乐清县委的全体“倒台”

　　我们几个乐清县委干部认准乐清的作法是符合改革精神的，所以在讨论“八大王”和二轻局干部处理事情上，与省委工作组争论得相当激烈，双方经常拍桌子。他们指责我们“资本主义”，我们指责他们“教条主义”。最后，省委工作组定性说，乐清几个主要领导方向错了，路线没把好。向省委的汇报结论是，乐清这个领导班子，存在“对乐清和对自己工作不清醒，对工作组不支持、不合作，对一些案件处理优柔寡断，县委内部不团结、软弱涣散”等问题，然后省委就调查我们这几个领导。1982年6月12日，省委就下了文件，把县委书记孙宝经、县长林克己的职务全都免了，也就是撤职。不久后何元赞的副书记职务也被免了。我呢，省里就说你去读书好了，其实也就是把我给调离了，那时候我30几岁。

　　那时候乐清的问题，就是围绕着这几个焦点问题展开来的。群众付出的代价是“八大王”和登山鞋事件。干部付出代价的就是县委主要领导，他们都被撤掉了。我还算好，只是把我调开，读书去了。

　　这事件直到1987年才平反的。（八大王事件1984年平反）。1987年全国各地的市场经济都开始发展了。那个时候省里的领导才说，当时对乐清县委的处理是不对的，是错了。

　　1987年平反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文件。只是由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受省委委托，分别在市机关领导干部理论读书班，和乐清县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工作会议上口头宣布了一下，原乐清县委孙宝经、林克己等同志实际上是对的，然后把他们被免职事情作了一下说明。他说，对他们的免职是有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当时有“左”的思想影响。他们认为两位同志在乐清任职期间，对贯彻党的线路、方针、政策，是坚决、认真、积极的，工作是好的，特别是从乐清实际出发，保护、支持、发展商品经济是有成绩的。对乐清当时存在的问题，他们也是认真去处理的。对他们进行这样那样的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不实事求是的，是应该给予澄清的。这样就算平反了，但这几个领导因为年龄到了，也就没有重新录用。他们几个现在身体都很好。

　　1985年，我毕业回来，温州不欢迎，就去了台州玉环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半年后，县委书记调离。上级进行干部考察，觉得我比较合适，所以调阅我的档案，发现档案中有在乐清的一些什么问题。

　　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罪名：第一，说方向搞错了；第二，说是搞地方主义。他们就以这些名义将当时的县委班子不是换掉就是调走！此后，几乎一夜间，乐清机关部门的几十个干部被撤换。当然我们不怪这些工作组的干部。这属于思想上的认识，是从计划经济转化到市场经济的一个过程。温州市场经济起步那么早，都是硬顶顶住的，其中要经过复杂斗争的。不过，当时被他们这样一搞，经济一退就退了五年，退了五年呐。你说这些事件出来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啊！你说这有多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