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的挑战与成为全球领袖的...

　　了解过去——中国经济表现优于乐观的预期为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于一次真正的经济放缓或者金融危机的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为什么中国经济一贯优于最乐观的预测？世界银行1997年的研究报告“中国2020”指出中国的ＧＤＰ在1995年已经比其1985年预言的翻了一番。对于2001年到2010年，世界银行预计经济增长会从1985年到1995年的平均9．8％的年增长率降低至6．9％。到2006年底，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还看不到任何显著下降的预期。我们中的许多人还低估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事后看来，我们可以指出一些因素，导致了中国非同寻常的产出及劳动生产率增长。其中的一些因素并不能为标准的增长模式所解释。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领导人的素质及人民对改革的支持；对改革方向的坚持；整个政治体制的各个层面一心一意谋改革和发展；相比于所有权改革，优先发展制度和市场竞争；异常高的国内储蓄；中国愿意学习国际经验，决定依照国际惯例向海外开放贸易和投资。从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重组经济（包括国企改革）直到2003年，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经历了平均每年（劳动）生产率超过20％的增长。这足以承受实际工资的快速（8％到10％）增长，降低价格以获取市场份额（于是帮助全球的通胀率处于低位）以及资本的合理回报。从2000年到2005年期间，中国的全国劳动生产率增长达到了8．7％，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是美国令人印象深刻的2．6％增长率的3．5倍。然而，中国如果考虑到环境、劳动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因素，增长率会低一些。外国观察者往往高估中国的问题，而对中国认识及对付问题的能力低估。1989年时，1992年到1994年的高通胀时期，亚洲金融危机时期（1997年～1998年），以及ＳＡＲＳ袭击（2003年）时，许多大腕预言中国将会遇到严重的经济问题。金融部门经济被称为中国的阿基里斯之踵，而且近乎崩溃。拉迪对于中国银行的分析（在其1998年有名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改革》）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那些试图从这本书中得出中国会面临金融危机的预言却是不正确的。我们不仅低估了中国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低估其达到目标的决心。理解现在——中国第二次转型的挑战尽管有严重的宏观经济不均衡、部门及区域的问题，以及社会不公及农村不稳定，中国的经济状况还是非常健康的：自从2003年以来，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提高；城市地区的工资水平快速提高；公司赢利水平在2005年得到提高（目前还没有2006年的可靠数据）；商业信心高涨；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可能是正数；自从1994年改革以来，国家的总体财政形势已经显著改善；金融领域的改革取得了进展；近年来农业增长令人满意；从1998年到2003年，城市住房的“私有化”促使城市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潮和更大的劳动力流动性；几乎感受不到通货膨胀；外国直接投资继续增长；消费者支出尽管太低，似乎终于开始增长；经济增长前景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好的。但是，这一切看起来像是“镀金”的形势并没有让所有的人感到满意。意识到严重的环境问题，日益增长的农村不平等和其他社会紧张态势，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将发展战略从粗放式的增长调整到追求和谐社会和持续发展。中国的新发展模式致力于增加国内需求和自主创新，并且在全球产业链上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份额。最近保持高经济增长被定为主要目标。这可以说是第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1978年到2003年）主要是采取市场原则，建立市场制度并最大程度地追求经济增长，实现农村劳动力和国企劳动力从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向非国有的城市经济转移。第二次转型目的是提高中国增长的质量。预计在中国经济中，低端、低附加值制造业的相对重要性将降低，服务业和高端、高附加值制造业的相对重要性将上升。新战略中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提高中国经济的能效。因此，我们面临的两个问题是：（1）政府能否兑现第二次转型的承诺；（2）如果失败会怎样。第二次转型的主要挑战主要挑战有：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减少储蓄率和提高消费率；加强社保体系，并将其延伸到农村地区；加强执行现有的环保标准，并制定其他环保标准；为外国和本国公司提供周全的知识产权保护；改变商务环境和教育体制，加强自主创新；减少中国经济的能源密集度；增强司法独立；改革财政体系，减少地方政府对预算外收入的依赖；大大减少对公司层面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在金融业内。这些挑战中有一部分已经为中国政府所认识，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这些挑战现在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政绩标准的一部分，不仅国际社会要看，中国人也要看。中国得以应对这些挑战的机会有哪些？中国经济的特征之一是政府参与度高——这可能将是实现第二次转型的最大障碍。中国政府控制着土地、众多公司以及金融体系，同时地方政府严重依赖预算外收入。除非这种状况本身发生改变，否则我无法对第二次转型的实现持乐观态度。目前政府官员的激励制度也与新的发展战略不相符合。特别是地方政府对预算外收入的依赖会歪曲发展战略，促使地方政府参与地方经济，也为地方腐败提供了温床。激励制度必须能够增强各级官员的责任感，让他们能因更和谐的社会、更清洁的环境和更多的社会公平而获益。为了促进真正的国内（独立的）创新，则需要调整教育体系和公司层面的激励制度，以鼓励原创的、“跳出框框”的思想。迄今为止，还没有很强的证据表明2003年启动的第二次转型有了积极的成果。中国外部盈余仍在继续增加。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持续扩大，而且最贫穷的10％人口在近年来遭遇了收入的绝对减少。从积极的方面看，有迹象表明中国投资增速正在回落到正常水平，而个人消费占ＧＤＰ的比例正在上升。另外，研发支出也在快速增加（根据ＯＥＣＤ中国的研发支出目前仅次于美国），但是多数人看来真正的创新仍未出现。趋势，脆弱性和风险第二次转型的管理还可能由于政府难以控制甚至无法控制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复杂，例如：1．中国劳动力数量预计在2015年左右达到稳定水平，并在之后不久开始减少。这将成为工资水平上升的新推动力，特别是考虑到正在讨论中的新的劳动立法；2．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开始下降，因为1995年左右开始的大规模企业重组已经接近尾声。如果这确实发生，那么在维持就业率的同时提高工资和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将会变小；3．土地稀缺将继续推动成本上扬，尤其是在东部地区；4．如果经济突然放慢和／或资产价格崩溃（包括房地产）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而国外贸易制裁、流行病或者自然／环境灾害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长突然放慢和资产价格崩溃；5．外部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可能中断；6．如果外部盈余继续增加，而中央银行无法冲销多余的流动性，那么通货膨胀可能再次成为问题；7．台湾问题和／或朝鲜问题可能会带来令人不快的震动。如果第二次转型失败会怎样？发展的倒退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即使领导力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经济的关键指标包括生产率增长、真实工资和城镇失业率。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加之真实工资和土地费用的上升，会导致很多公司快速倒闭和城镇失业人数大幅增加，特别是在自主创新还不足以让经济向更高附加值缓慢转移的情况下。这能够颠覆还处在襁褓中的社保体系。城镇的不安状态会快速扩展到农村，导致严重的不稳定局面。如果成功？更美好的前景是：中国的领导力继续先于改革进程，及时通过正确的政治体制和激励机制调整（责任下移，自主创新增加，腐败减少），继续获得广泛的支持。同时，通过汇率逐步调整、知识产权保护加强、贸易进一步自由化、完全遵守ＷＴＯ规则和其他国际承诺，中国可能成功地避免来自主要贸易伙伴的惩罚性贸易制裁。在我看来，这需要中国改变政府过于参与现实经济的局面，但是可能不需要整体的政治改革。如果中国能成功地进行第二次转型，那么中国经济将能够稳定地继续增长，对外投资也将大大增加，2020年后将成为全球领袖。[][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