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的帝国

　　荐语

　　《纵乐的困惑》是一块史学艺术的宝石。运用一系列丰富而又鲜为人用的资料——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对社会不满的文化的轶事，观察，抱怨——卜正民再现了明代中国充满活力的商业社会，展示出商业在塑造公私生活文化上的力量，在进行他那仿佛生活在明朝的生动活泼的生命之旅的同时，卜正民展示了明代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如他所说的：“大西洋的潮汐被中国的月亮牵引着”。巧妙地将木刻、地方志、定量数据和文人对商业的抱怨结合在一起，他创造了一幅王朝成长过程中值得留恋的社会图画。读过此书后，没有人再会无视明代中国对商业利润的热心和巨大的消费，因为本书生动地描绘了忙着从事各自生意以适应日益增长的金钱关系的瓦匠、商人、官员、妓女、织工、书商和土匪。它是将叙述，轶事和严谨分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描绘早期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富有生活情趣的典范。

　　为什么资本主义在16世纪会把欧洲作为它生长的选地，而不是商业更繁荣、市场更辽阔的中国？这个问题如果一直这样探究下去，最后每个人都会疯掉。

　　卜正民在他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觉来观察这个争执百年的问题。

　　帆影缥缈

　　1487年，北京，刘大夏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作为明帝国国防系统的主管官员，他从帝国的档案中心调出郑和七下西洋的全部日志和航海图，并将之尽数焚毁。

　　明帝国轰轰烈烈的航海运动就这样在一丛摇晃的火影里画上句号。

　　从1405年开始，大约40年的时间里，明帝国庞大的舰队一直游弋在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东岸的辽阔海域上。帝国政府在上述海域的军事存在随着航海组织者郑和的去世而瞬间消失，此后帝国管理层对海洋的经营和开拓未及片语。直到1487年中央政府中再度有人建议组织西洋航海，于是就有了兵部侍郎刘大夏决绝的举火焚图。

　　刘大夏是帝国政府中一名正直的官员，他之所以要焚毁航海图，是要从根本上打掉帝国政府组织西洋航海的念想。永乐年间的七下西洋消耗了帝国巨额资金，如果这种无休止的消耗再继续下去，将直接导致政府财政破产，继而帝国很可能像隋王朝那样在极盛中崩溃。

　　就在刘大夏焚烧航海图的那年8月，由葡萄牙人迪亚士率领的一支小船队从里斯本出发，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寻找通向印度和中国的航线。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资助了这次航行，与刘大夏焚毁航海图的用意恰恰相反，约翰二世希望通过海上贸易来解决王室的财政危机。次年，迪亚士的船队绕过好望角，欧洲人第一次来到印度洋。

　　7年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又过两年，达·伽马的船队到达印度。

　　我们不难理解明朝政府何以缺乏通过海洋积累财富的眼界。其一，崇尚老庄的朱明政权不会从政府层面鼓励国内的奢侈品消费；其二，即使帝国存在奢侈品消费需求，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也无从提供中国贵族和士绅阶层所需要的奢侈品；其三，帝国所需的战略物资，如盐、铁、战马无须通过海外贸易来获得。帝国政府唯一感兴趣的物质——白银，也有外商源源不断地输入，而不需要政府采购。

　　中国没有在第一时间参与殖民开拓，是因为她根本没有开发海外殖民地的诉求。

　　海患

　　事实上，海洋很快成为明帝国的梦魇。

　　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屠杀城里的中国商人。此后，为了排挤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葡萄牙的舰队海盗般地袭击每一艘中国商船，中国民间在南洋庞大的商业势力遭遇毁灭性打击。

　　而此时帝国政府却丝毫没有出兵保护商业利益的举措甚至意念，尽管100年前帝国的舰队曾搭载过数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到达过那里，但此时，帝国的水军甚至无力清剿沿海岛屿的海盗团伙。最后，负责抗击倭寇的将领戚继光不得不重新招募和组建一支军队。

　　这从一定程度上反证了刘大夏焚毁航海图的明智，七下西洋并没有为帝国培养出海上战斗部队，那支浩大的舰队只是天朝一支绚丽的仪仗。

　　倭患让帝国政府执行严厉的海禁政策。1525年兵部下令拆毁东南沿海所有的多桅船，到1548年，政府则宣布关闭沿海，禁止一切海外贸易。

　　这里，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指出，“对外贸易的禁令产生相反效果”，由中国船民、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组织在一起的倭寇袭击那些他们不能进行交易的地方。

　　海禁和倭患之间的逻辑关联我们这里无法澄清，但这两方面的确加剧了帝国对海洋的抗拒心理。此时，戚继光在沿海建起

长城，像帝国在北方不断修补的那条绵延万里的防御工事一样，帝国想把海洋也挡在门外。

　　就在1487年，即刘大夏焚毁航海图的那一年，帝国的另一位官员丘浚上疏要求废止海禁，并且通过实施免税政策来促进海外贸易。但丘浚的建议在整个帝国政界显得孤独无助。

　　中国第一次失去了投身全球化贸易的机遇。而保守的海洋政策让中国失去的又不仅仅于此，在刘大夏焚毁航海图的130年后，西班牙军队登陆台湾岛，大明政权束手无策。

　　财政之困

　　宋元两朝积累起来的科学成果、繁荣的商业和商业阶层、全球无可匹敌的制造能力、坚强有力的王权政府、印刷业和知识传播的飞速发展，这些都没有成就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与全球贸易失之交臂，从而堵死了海外资本积累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广袤的国内市场和迅速成长的制造工业也没有为中国提供国内资本积累的机会。

　　“整个帝国就像一个扁平的、巨大的乡村”，卜正民写道。

　　由于国家垄断了利润丰厚的行业，民间商业并没有多少发展的空间。而官商的行业利润又被主要输入到皇室或被各级贪官截留，所以政府财政无法依赖工商业的支持。这样，帝国的财政来源又只能像传统一样依靠土地上的收成，但占有全国一半以上土地资源的特权阶层又不向国家提供税赋，这样，帝国严密、高效的税收体系就只能用在最贫困的农民身上。

　　显然，这样一个财政体系在边患、灾荒连年不断的情况下要保证国家用度，几乎是痴人说梦，而资本积累就更无从谈起。所以，在商业繁荣的外表下，是一个国困民穷的内里。

　　最后，由饥饿引发的内战耗尽了明帝国的国力，一支游牧长城之外的北方部落趁势南下，接管了持续300年的朱明政权。在土地资源和财税政策重新调整之后，中国进入封建王朝最后一个辉煌阶段——康乾盛世，而没有人知觉越走越近的欧洲人将最终用毒品和炮舰来颠覆这场盛世。

　　此时，我们该回到本书的主旨。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述：“与其说

中国经济正在大西洋的浪潮前走向衰落，我们更应该将大西洋的浪潮看做是正在由中国这个月亮牵引着的。如果欧洲人正努力在世界经济中为他们自己构建一块地盘的话，那么，这块地盘是通向中国的。”

　　这正是那段历史折射于今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