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保兴：“住”的人权

　　尽管每年都有庞大的建设面积，中国百姓的安居矛盾却日益显现。这个正处在城市化阶段的大国，正在面临房地产价格过高对社会公平和民众安居的考验。而在仇保兴看来，只有建立一个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法门”。

　　3月7日，在外交学院举办的论坛上，仇保兴讲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机遇与挑战，并就住房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必须解决住房问题

　　《中国经营报》：目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的高峰阶段，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住房保障体系究竟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仇保兴：中国每年的建设面积大致在20亿平方米，几乎相当于整个欧盟国家一年建设总量之和。但是，即便有如此高的建设面积，但普通民众对住房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而且，在这个领域，矛盾已经越来越明显。

　　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问题，而住房保障体系，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过去进行的

宏观调控，核心内容是保护耕地，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规模。但是，中国城镇化的过程非常之快，对于住房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一方面是住房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土地政策的紧缩，这也是一对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也必须依靠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因为住房是一项基本人权，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主要是由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组成，其中廉租房是面对那些收入在保障线以下人群的，现在我们是以集中建设廉租房为主。不过，从国外的经验和

城市规划专家的角度来看，集中建设廉租房并不十分可取。在欧洲，一般都是在新建住宅当中，由政府回购10%~15%的住宅，作为廉租房出租之用。事实证明，这种混合居住的模式是可取的，不会形成新的贫民窟。

　　不过，要求中国目前采用这种制度，从

开发商的社会道德水平而言，是很难的，这只能依靠政府强制执行。

　　《中国经营报》：经济适用房的存在引发了很多非议，这一制度是否该有所调整？

　　仇保兴：很多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于经济适用房都持否定态度。但是，在现阶段来看，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制度必须保留，不能废除。至于北京等城市出现的经济适用房超规格建设，违规购买，那是政策执行不到位的问题，而不是经济适用房制度本身的问题。

　　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经济适用房这种类型也都是存在的。比如，在欧洲居住水平比较好的城市——维也纳，“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总量基本上要占到一年住房建设总量的40%，而我们还远达不到这个数字。

　　《中国经营报》：你刚才提到了城镇化，这一进程的最大副产品就是城市的新移民。但是，我国现有的住房保障体系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对于那些没有当地户籍的新移民来说，住房保障的问题如何解决？

　　仇保兴：你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但解决起来也很有难度。因为不可能新移民一到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给他一套房子。即便在保障十分健全、福利水平十分之高的欧盟国家，也不能做到。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城市规模的控制。按照估算，以北京为例，这个城市未来最大的人口容量在1800万左右。超出1800万，就可能带来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

　　在欧盟国家，新移民也是到了这个城市一定时间以后，才能提出申请，然后再排队等房子，这个问题只能这样解决，不能指望来了就有房子。

　　寄望垂直管理可能是误区

　　《中国经营报》：现在对于住房保障体系的不到位，有很多非议。两会上，也有政协委员提出，通过垂直化管理，通过中央权力的介入，来解决这一问题，你认为这是否可行？

　　仇保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这种垂直化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在当今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该比中央政府更加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冀望中央权力介入解决地方政府的问题，往往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我们在历史上不是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

　　对于住房保障体系垂直化管理，我的看法是，衡量任何一种行政制度是否可行，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能否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一个制度如果能降低信息不对称，那么它是一个好的制度。反之，如果一个制度反而增加了信息不对称，那就至少不是一个高效的制度。而垂直化管理住房保障体系，就会增加信息的不对称。

　　我可以斗胆说一句，解决住房问题绝对要由地方政府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