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功的经验就是能喝“酒”

　　访朝日啤酒中国总代表大泽正彦

　　本报记者 徐滨 董树清报道

　　2月14日下午，是朝日啤酒中国总代表大泽正彦离京回国赴任的最后一天，国内部分媒体对这位在中国工作生活了6年的总代表进行了采访，就如何管理企业、怎样营造企业文化氛围、树立品牌和抓好产品质量等问题大泽正彦回答了媒体的提问。

　　《中国产经新闻》：作为企业领袖，我们很想了解您成功的秘诀，您是如何领导一个企业的？

　　大泽正彦：朝日啤酒对领导者的要求是如何让公司的经营理念实践出来，这种理念就是对经营者及股东和消费者信赖。提升品牌的价值，这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我提到的经营理念：一是为消费者做出贡献提高质量。二是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三是我大学毕业40多年了，如果公司的员工没有幸福感，就没有企业的价值。1971年对朝日来说特别难，我的部下那时和我讨论了什么是一个好的企业，员工一齐说：薪水高。

　　但对朝日说，不能给那么高。我跟部下说，一个好公司可能不会给太高，但公司如果不想让我的后代到公司来上班，那这个公司肯定不是个好公司，如果家长对这个企业都不感到自豪，这个公司就不是好的企业。

　　《中国产经新闻》：您的人生最大感悟是什么？

　　大泽正彦：我到公司40年了，后来好好地思考了一下，如果不认真回顾过去就不能展望未来。所以感觉人生没有国别的差异，人生的感悟都是一样的。

　　《中国产经新闻》：我们每年都要做总结，您的上级看您的总结吗？他会怎么评价您的工作？

　　大泽正彦：我的工作安排跟中国一样，每年10月份公布公司的发展方针。定下明年的工作招标，统一认识，对自己的工作每一季度向上级报告一次。

　　在日本为什么季度做总结，是因为可以对不适应市场的部分及时修改，第四季度要做大的总结，这样依次修改总结问题。

　　《中国产经新闻》：除了公司和家长可以让孩子们进公司是员工的幸福感，还有其他的幸福感吗？在中国的得意工作是什么？

　　大泽正彦：在中国的6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在日本了解中国，不如在中国国内了解中国，这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在中国的6年时间，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必将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我在农村考察，看到了中国农村特别有活力。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特别快，因为可以借鉴国外失败的教训，所以可以减少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必要再走的重路。

　　员工能在企业里发挥自己的能力就是最幸福的，一个企业对员工来说是一个舞台，小的话可以跳出来，但公司能扩大的话，这对一个员工来说就是幸福的，所以员工是主角，经营管理者应该是一个好剧本。

　　《中国产经新闻》：当成为领导者时，您的危机感是什么？最遗憾的是什么？

　　大泽正彦：来到中国之前我没有海外经验，但来到之后，感觉只有心与心的交往，就能开展工作。在日本时，我对部下要求前，先拿尺子量一下自己，然后再要求部下，有了尺子，就能把工作做好，尺子就是工作的标准，没有标准肯定导致失败。危机感我很少有。

　　成功的经验就是我特别能喝酒。当时，来中国不到3个月，在一次聚会时，大家都能听懂的就是干杯！结果大家都成为了好朋友，最大的遗憾是自己岁数大了，没有学好汉语，刚要学点儿汉语时，部下就说，喝酒去吧。另外一个遗憾就是，这6年时间没有把朝日啤酒的市场影响力做得更高。

　　6年间，中国的啤酒业迅猛增长，如果能有好的品牌和产品结构，朝日会有更好的市场，这也是我的一个遗憾，当然地域性的品牌占有天然优势，但全国品牌也出现了新的市场迹象。

　　《中国产经新闻》：中国的啤酒消费者与日本的消费者有什么不同？

　　大泽正彦：最大的区别就是选择品牌的标准不同，或者平时选择就一直坚持喝。对白酒的选择两国一样有明显不同，喝的剩下多少就知道哪个好喝，在日本对啤酒也有口味感的不同。差不多40年一个周期，啤酒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的地位与日本不同，在日本喝酒，首先要喝一口啤酒，然后再选择五花八门的饮料。在日本不管吃什么菜，首先一定要喝一口冰镇啤酒。

　　在中国则是先看吃什么，再选酒，饮用啤酒的场合也不一样，除了吃饭看比赛也喝啤酒，这跟易拉罐的普遍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95％的包装都还是大瓶，在日本大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可能是与易拉罐的生产有关，我的感受就是喝酒的文化跟每个国家的饮食文化有关。

　　《中国产经新闻》：6年间，您在中国主持过哪些社会公益活动？

　　大泽正彦：做过几次捐款，对文化、音乐、艺术等电影节的赞助有一些，东京总部对此方面比较重视。朝日也特别注意培养艺术类人才，6年时间提供了6个人的奖学金。

　　最重要的就是参与中国的绿色农业建设，农业项目在朝日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新的公益项目，公司为此还特别修改了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