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及各部委都应是公众发问的对象

　　■杨耕身

　　两会以来，网上政治伴随着网民参政议政热情于全球骤然升温。以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开通的“我有问题问总理”网络互动栏目为例，到3月3日，已吸引12万中国网民竞相提问。据3月7日《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对如此海量的问题，ＣＣＴＶ4主持人鲁健表示，这12万条信息不可能都上去直接问总理。“我有问题问总理”与其说是问总理，不如说是问总理领导的政府，“国务院各大部委的官员都应是我们发问的对象”。

　　问总理即是问政府，即是问国务院各大部委，这应是一个现代政府观念下应有的常识与判断。这不仅因为，一方面，诚如鲁健所说，所有汇聚并井喷于两会期间的民声民情，不可能都直接上呈总理，即便能悉数上呈，以总理日理万机之身，显然未必能够分身处理或过问。另一方面，正因为总理不可能以一人之力，担尽天下之忧，所以在现代政府架构中，设置了严密的组织形态，这些政府各部理应各司其职，至于为民众释疑解惑，回应民众关心的问题，无疑是其基本职能所在。

　　但即便是“问总理即是问政府”这样一个常识性判断，在今天仍具有勘误或纠偏的普及意义。这里面固然有中国民众某种习以惯之的“总理情结”及情感诉求，以至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对于个人魅力的信奉遮蔽了一个组织系统的作用。这样的一种社会心理，也使得“问总理即是问政府”有时并不必然成为一个等式。而除此之外，我们也不必讳言的是，这种情形的出现也的确与政府各部在履职方面欠缺主动，乃至存在消极作为的现象有莫大干系，也更与在我们的体制中，“官”“民”在对话沟通机制方面存在某种程度的缺乏有关。

　　显然，在消除民众的“总理情结”，以及还原“问总理即是问政府”的本义方面，政府各部本身的履职情况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府各部履职情况良好，总理不必承受如此之巨的民生发问，换言之，如果某些政府部门依然故我，消极作为，总理个人也无法承受如此之巨的民生发问。事实昭然：因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府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曾经三次批示，才得以解决。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还出现了“总理批示无济于事”的现象，令人震惊。

　　问总理即是问政府，政府及各部门都应接受公众的发问，这实在是一个需要大力普及并努力贯彻的观念。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做出调适的不仅仅是观念，更需要改变政府的工作思路与作风，即真正建立透明政府与责任政府，确切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决策参与权等等，同时，更应有法律法规的保障，即通过权责对等的方式，督促政府及其官员必须对民众负责。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固然是总理的一片爱国忧民之心，但更应体现为政府各级部门上下一贯的意志与行动。只有上下一体，达成共识，社会才能形成“问总理即是问政府”这样一种健康的心理，而我们正面对的一系列民生难题也才有可能得以解决，社会公平公正才有可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