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求解上学四大难题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07日 10:59 中国经济时报

　　近年来，“上学难、上学贵”、“学习累、学校乱”的呼声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历年“两会”期间，教育改革都是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议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如何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有效解决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

　　■本报记者徐伟

　　今年春节，北京林业大学的大二学生王静是在勤工助学的岗位上度过的。学校放寒假前夕，她在北京中关村一家书店找到一份临时工作，来自安徽宿州的王静已经连续两年没回家过年了：“学费还攒不够，哪有钱回家过年？”记者了解到，和她在一起工作的其他大学生们，也都是因为要积攒学费和生活费而放弃回家过年的。“上学难，上学累”成了当今中国学生的共同感受。

　　上学累：素质教育难敌应试教育

　　家住北京市知春路的马璐瑶今年夏天面临小学升初中，为了能上重点学校的实验班，从学校放寒假时起，她就开始上奥数寒假班，“大年二十九才放假，初四又开始上课了。全家最累的就是她。”马璐瑶的妈妈席女士在知春路一所

写字楼门口等着接孩子放学时告诉记者，奥数班里还有马璐瑶的几个同班同学。“我们学校六年级的很多学生寒假在外面上培训班”。马璐瑶平时周末一直在学奥数、英语和小提琴，去年通过了公共英语二级考试。席女士抱怨，现在北京的小学都开展素质教育，低年级每天不留家庭作业，高年级留的作业孩子一会儿就写完了。这样怎么能考上好中学，考不上好中学就别想上大学了。没办法家长只好每天给孩子加码，布置做点儿卷子，双休日再带孩子上课外班补习。“该学校做的事儿都推到家长身上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教育模式一直以高考为指挥棒，每年数千万学子都要经过高考“一考定终身”，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向高考冲刺，家长也为了孩子将来能“一跃龙门”而无怨无悔地奉陪“十年寒窗”之苦。尽管大家一再承认应试教育的弊端，但在实际运作中，谁也不敢放松对升学考试的追求。在应试教育的主导思想指引下，分数不仅是学生的命根，也成了学校的命根。学校、教师、家长、学生都把考分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惟一“量化指标”。学生们变得心胸狭窄，生怕别人超过自己。教师们的中心工作成了猜题，甚至走后门挖题，能否学到知识已不再重要，教书育人更被遗忘。因为老师和学生都知道，高考一考定终身上不了好学校可能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意味着人生的质量会大打折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谁还会买素质教育的账？所以就出现了学校减负、家长增压的普遍现象。现在全国各地许多小学生都和北京的马璐瑶一样，双休日参加各种培训班，比上学的５天还忙。不仅小学生上学很累，连幼儿园的孩子都很累。北京市北清路一个高档小区的７个小朋友每天六点十五分都要乘坐一个私立双语幼儿园的班车去上幼儿园，四岁小男孩健键的爸爸告诉记者，小区也有一家幼儿园，但是学的知识少，所以才让健键舍近求远，上了高价的幼儿园，“前年我邻居的小孩该上小学了竟然没考上，对我震动比较大，我才下决心让健键到外面学点东西。辛苦是有一点儿，但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上学累已经从高中扩散到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也受到了影响，许多家长虽然心疼孩子，但也无奈地被绑架到应试教育的车轮上日夜奔忙。

　　教育改革目的之一是推进素质教育，但是素质教育在高考指挥棒下难免陷入困境。教育的评价体系和考试体系不改变，注定素质教育不可能成功。结果只能是素质教育叫好不叫座，应试教育越来越疯狂。

　　上学难：教育公平何日梦想成真

　　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使教育更加公平，使全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以此提高国民素质。但现在的改革难以有效承载这个重任：地区和城乡教育不平衡；优质教育资源相比教育需求严重不足。

　　总体上看，现阶段我国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垄断在少数重点学校和城市学校手中，而学生人数最多的农村学校教育资源相对贫乏，农村辍学现象十分严重。安徽宿州王静的弟弟小学毕业后没有考上乡里的重点学校，王静的父母认为上个普通乡村中学考不上大学，反倒耽误工夫，于是王静的弟弟就辍学了。王静说他们村里不上学的孩子几乎每家都有，只要考不上重点中学，差不多都回家了。老师也经常上家里找，但是没什么效果。村民们认为上重点中学才有希望上大学，上普通学校还不如回家干活。

　　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起点，虽然共识已经形成，但如何平衡城乡教育水平，如何调配重点学校和基础薄弱学校的教育资源，却非常棘手：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基础教育一直是道难题，这些地区经济落后导致教育投入长期不足，进一步造成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直接阻碍了教育的持续发展，非国家出手难以化解困局。与农村教育难以为继相比，城市教育面临的择校问题更难解决，日渐高涨的择校费已经令许多城市工薪家庭难以承受，更严重的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使每年的升学大战日益疯狂，就连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升初也不能幸免。重点学校被踏破门槛，基础薄弱校却无人问津。重点学校的普通班成了学校和强势部门共建的地盘，许多弱势群体拿钱也把孩子送不进去。而目前教育部门对解决择校问题似乎尚无良策。

　　“良好的教育资源不足，与人民群众对良好教育资源强烈的需求这个矛盾日益突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这个问题还将是我国教育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长期矛盾。

　　上学乱：教育管理迷失了方向？

　　在大环境没得到改革的前提下，教育体制改革举步维艰。一些地方教育部门“甩包袱”、“搞创收”，将公办学校当成经济发展的包袱，强行对教育产权进行“改制”或“置换”，政府部门不再承担财政投入的责任和义务。没有了政府财政拨款的工资和医疗保障，教师队伍人心涣散，教学质量下降。这样的教育改革，实际上迫使学校走上了创收的道路。

　　教育部门“搞创收”的主要结果，就是许多“一校两制”和“校中校”大量涌现。所谓一校两制，就是公办的重点中小学（也就是“名校”）采取成立一家民办学校的手段实现收高价学费的目的，两个学校其实就是“两块牌子、一套教师、一套学生”，甚至“一个场地”，一个学校的学生分成平价生和高价生两种身份。高等教育中的“校中校”就是独立学院，这是介于公办和民办之间、收取高额学费的二级学院。

　　利益集团在取得教育部门的办学许可后，把创办学校等同于办企业，以盈利为目标，完全忽视教育的特殊性。由于监管缺位，有关“一校两制”和“校中校”腐败事件频频曝光，引起多方指责。江苏等一些地方去年已经开始着手取消“一校两制”和“校中校”。更多地方的“一校两制”和“校中校”何去何从依然前途不明。

　　和学生队伍管理的复杂程度相比，教师队伍的复杂性丝毫不弱。尽管在某些地方已开展了“持证上岗、公开竞聘、浮动工资”等一系列教育改革，但没有制度约束，许多都变了味。教师资格证考核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公开竞聘演化为竞争关系、竞争钱财；浮动工资成了打折工资。江苏新沂的中学老师陈建新说去年每月他的工资只拿到７０％，这是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部分，余下的３０％工资属于应该地方负担的浮动工资却一分也没有。据陈建新介绍，在苏北大部分地区，教师的工资都和他一样，只可领到国标工资，浮动部分没有到位。在这样的工作生活环境下，教师哪里还有心思教书育人？

　　上学贵：教育收费何时回归理性

　　中国农业大学的孙刚野来自青海同仁，他家里种粮的收入除了吃饭，其余都花费在３个孩子的上学方面，自从他前年考上大学，开销陡然增大，近两年父亲每年都要借钱供他。孙刚野说他们村里谁家有学生谁家负担沉重，“以前村里有考上大学的人家都是欢天喜地，现在考上大学的人家愁着呢。上大学的学费、资料费、生活费，一年下来一万多元，我们那里农村很少有年收入超过一万元的。”孙刚野一边吃着盒饭，一边不好意思地介绍家里的窘境。和王静一样，孙刚野寒假放弃回家，在北京一所英语培训学校做教室管理员。

　　我国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实行大学收费制度，但并无具体的收费核算和成本分摊制度，这就意味着一些大学有可能依靠合法收费创收。据有关部门测算，从１９８９年至今，大学学费的涨幅十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调查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３２．６％，占城市和小城镇家庭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２５．９％和２３．３％。除了高昂的学费，学生还要面对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从学前教育到小学、中学都以各种名目打政策擦边球，更有甚者利用对教育资源的垄断迫使学生“自愿”交纳各种各样的费用。江苏南京市的普通

幼儿教育和学前教育费用一年达５千元，一些高档幼儿园入园赞助费就达３万元。家庭教育高消费已经延伸到了幼儿园。据测算，培养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至少需要十几万元，几乎是一名工薪族一辈子的收入总和。小学和中学的“赞助费”、“择校费”也让不少家长既头疼又无奈，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小学“赞助费”已经上万元，初高中择校费在３万元—１０万元之间。虽然国家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准招收择校生，但事实上一直以赞助费、捐资助学的名义变相存在，这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潜规则。由于捐资助学符合教育法的规定，有关部门对这种打擦边球行为也无法查处。

　　好学校良性循环，差学校恶性循环，造成近几年全国各地学校中贫富分化，好学校盖校门、盖大楼、教师出国旅游，差学校愁生源、愁师资、愁经费，甚至难以为继，北京市近两年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基础薄弱校办不下去，被收编为重点学校的分校后马上财源兴隆。

　　虽然每年有关部门都要专门下发通知，强调学校收费标准不得提高，但已经尝到收费甜头的各级学校很难主动回头。近年来，教育乱收费一直位居价格举报之首。仅去年上半年，全国价格主管部门查处教育乱收费案件５２３１件。各级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禁止乱收费，并大力推行“一费制”，以斩断滥收费的黑手，但实际上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