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幸福：由ＧＤＰ向ＧＮＨ迈进

　　■综述■本报记者王海坤

　　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民的幸福，经济增长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社会和谐更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也就是说，国富是为了民乐。

　　正因为此，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下，“幸福指数”作为新时期的热点话题跳跃而出……

　　反思ＧＤＰ

　　“幸福指数”的讨论渐热

　　北京首次将“幸福指数”纳入和谐社会评价体系是在去年年初召开的北京两会上。据悉，北京是在发布一次调查结果中使用了“幸福感”作为评价指标，几乎以此为发端，去年各地陆续召开的两会上，对于“幸福感”、“幸福指数”的关注一下子多了起来。

　　“关注幸福感，其实是对我国以前片面追求ＧＤＰ增长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当时分析原因指出，过去大家过分迷信ＧＤＰ，结果人们发现，经济发展起来了，ＧＤＰ也上去了，生存环境反倒变差了，

空气污染、城市噪音、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开始显现。能掉过头关注人们幸福不幸福，这应该是个进步。

　　于是，来自各地方的关于“幸福感”、“幸福指数”的讨论渐渐热闹起来。

　　在四川省统计局官员的描摹下，“幸福指数”是对社会和谐程度的综合考量。涵盖若干个指标，如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系、成就感，安全感、对工作的满意度。根据这些进行统计调查，综合计算得出一个人、一个地区人民的幸福指数。对于一座城市的居民而言，相比于其他各种统计数据，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则更能鲜活地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发展的成就与不足。

　　山东的一些专家也提出我国民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应由10个次级指标构成：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成长发展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等等。

　　“幸福指数”的由来和中国幸福指数的排名

　　如果说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ＧＮＰ（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怎样才能衡量人们是否幸福快乐呢？

　　在国际社会，前行者提出了一个相应的指标——ＧＮＨ（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即国民幸福总值。

　　据说，ＧＮＨ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ＧＮＨ）指标。追求ＧＮＨ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

　　1970年代，不丹提出ＧＮＨ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后，该指标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

　　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ＭＤＰ），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ＧＮＣ）。

　　然而，中国国民幸福指数的情况如何呢？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ＧＤＰ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但是，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幸福，根据荷兰的一个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显示，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2005年12月，美国公布的最新幸福指数调查显示，东亚国家幸福指数普遍低于西欧及美洲国家，最快乐的亚洲国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25位，中国则排第48位。日前，在英国“出炉”的《幸福星球指数》报告里，中国人的幸福程度也只排在第31位。

　　幸福究竟是什么？是一种心理体验，一种感觉，还是《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生活境遇）称心如意”。一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则认为，幸福来自全面和谐状态。

　　

和谐社会需要新的财富观和幸福观

　　一直以来，传统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上。然而，现实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同步提高。来自盖普洛公司的调查也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

　　幸福学的研究发现，尽管每个人追求的东西看上去不同，但终极目的都是追求幸福。人们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财富的增长的确能够带来幸福感的提高；但当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越来越小。所以，在生存需要满足以后，社会发展的目的不是财富最大化，而应该是人们的幸福最大化。“幸福指数”应成为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指标。

　　就目前阶段而言，有专家呼吁，应重点解决影响民众幸福感以促进社会和谐的最为突出的问题，诸如贫富差距、教育、医疗，农村家庭因灾、因学、因病致贫和返贫等问题。

　　与此同时，要避免将“幸福指数”形式化、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此外，还要避免短期行为。对政府而言，让城市未来的幸福度有长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过去十年里，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先升后降，正是没有长远目光的表现。

　　无疑，我们需要新的财富观和幸福观。

　　由于幸福不止在于外在物质的占有，更多的是一种心态，影响它的因素十分复杂。现实中，甚至有民众幸福指数表现非常高的国家，经济发展却非常落后的现象，这就使得幸福指数如何能更精准地反映社会和谐程度非常值得深入研究。记者在日前对国家统计局有关幸福指数的研究情况进行采访时得到消息，虽然，去年9月，国家统计局的有关领导在公开场合已经提出今后将推出幸福指数等统计内容，时至今日，国家统计局对此仍拿捏不定，相关工作也已停滞近半年，究竟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如何确立，框架性的东西何时浮出，目前都存在不确定性。

　　不过，正像有关专家所强调的，国民幸福指数（ＧＮＨ）应该与ＧＤＰ一样重要，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共同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和“

科学发展观”。我们期待着更加科学、合理、符合中国实际的幸福指数的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