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农行股改 理顺城乡关系是关键

　　本报记者 栾璐报道

　　今年是农行股份制改革的关键一年。在近期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为农行改革定了调，确定了农行股改的方向和路径以及市场定位，即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十六字”原则，其中公司治理和理顺城乡关系是关键。

　　目前，农行股改大幕已经拉开，《中国产经新闻》记者日前就农行改革的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中国产经新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农行改革的“十六字”原则，以您的理解，您认为决策层为什么会确定这样的原则？对“十六字”原则本身，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郭田勇：在去年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业界对农行改革问题争论的核心就是农行股改方向、路径和市场定位。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决策层高瞻远瞩地给出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十六字”原则，很准确、很精辟地明确了农行股改的方向、路径以及市场定位，明确了农行改革发展的整体框架，非常重要。

　　对“十六字”原则本身，我认为，面向“三农”，强调了仍然要发挥农行在服务“三农”、服务县域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比较强大的作用；关于“整体改制”，虽然业界对农行的股改方向和路径曾提出过“省域拆分”、“区域拆分”、“业务拆分”、“整体改制”等建议方案，但决策层经过统筹把握、权衡利弊，最终还是认为整体改制的模式更有利于农行作用的发挥；“商业运作”明确了农行仍然是商业银行，仍然以盈利为目的，虽然农行面向“三农”、以县域为基础，但其商业银行的性质不会变；“择机上市”实际上和“商业运作”相关联，在“商业运作”的前提下，根据情况来择机上市。

　　之所以要“择机”，正是决策层出于对农行改革较之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充分考量。

　　《中国产经新闻》：你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曾认为，在农行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明确之后，还需从细节入手，深入研究和探讨实现改革目标的有效模式，争取打好国有银行改革的最后一役。你指的“细节”是什么？

　　郭田勇：说到细节，我觉得有必要提及我当初提出农行股改“省域拆分”观点的基本出发点。我提出“分拆论”，目的是出于对农行整体改制的担忧。

　　这种担忧主要有两点。其一，农行“点多、面广、链条长”，在其定位县域经济、搞商业化运作的情况下，担心其能否形成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或是形成有效公司治理的难度太大；其二，国外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研究表明，银行的规模越大，小客户在银行贷款总量中的比例就越小。从农行的定位来看，其在县域中的重点客户是中小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农业开发项目等，但即使是这些客户，其贷款量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客户的贷款量相比要小得多。

　　由此我担心，在整体改制后，农行未来对县域、对农村金融这块投入会不太够。

　　基于以上，我认为在农行股改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的情况下，农行确实需要从细节着手。所谓细节，就是要去研究、探索如何建立一套切实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

　　同时，和城市业务相比，农村金融业务在客户类型和风险程度上的差异性相当大，所以，要把城市业务和农村金融业务区分开来，分层经营，并要找准在农村业务上的定位，以求一个业务分散的大银行在县域能够做到控制风险，实现盈利。

　　《中国产经新闻》：可以看出，你特别强调，农行需要建立一套切实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保证既能服务于农村金融，又能获得盈利。你是否认为建立一套切实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农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郭田勇：不错，我对公司治理看得特别重。因为银行改革后，还要获得持续性的发展，要有财务的可持续性。当工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同步上市时，我写了《银行上市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一文，实际上我不只是对农行，对其他国有银行，我也有一个担心。在上市过程中，剥离不良贷款、注入资本金、引进战略投资者等一系列外部手段把国有银行包装得非常好。

　　但从股改到上市，国有银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大银行相比，还是“形似”大于“神似”。如果公司治理结构差、水平低，那不排除注资后一定时间内又出现大量不良贷款，那意味着改革完全失败。我曾在文章中写到，如何把公司治理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有机结合，形成切实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和归宿。我们不能只关注“财务指标达标”，更要关注银行本身的法人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