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而后有大国

　　四年转瞬即逝，中国的立法进程却波澜壮阔。

　　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写入了国家根本大法，这奏响了中国经济立法迄今为止最响亮的音符，也为未来埋下了最浓重的伏笔。

　　这一切都源于中国财富状况的质变。经济学家樊纲的一项研究表明，私人财产已成为中国财富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的数据是，5000万人的“新社会阶层”，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资本，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

　　因此，我们已经不能无视“新阶层”的崛起，更不能无视对私人财产的随意侵害，所以继《宪法》修正案出台后，久拖未决的物权法也呼之欲出。作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权法是确认财产、利用财产、保护财产的重要法律。在当代的语境下，显然物权法保护最多的还是那些最易遭受公权侵害的社会群体。

　　同样，4年来的法制建设中，对“民生”的重视贯彻在了诸多的立法理念中：《反垄断法》的出台彰显了政府“对一种机会均等状况的探求”；“两税并轨”关注的是多数内资企业的“民生”，新《公司法》降低最低注册资本额让更多的人有了创业的可能；《义务教育法》使公平享受教育不再是奢望。

　　事实上，现在中国的改革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恰恰正面临公平性在许多领域丧失的窘境，“

和谐社会”的提出可以看做是一个社会自我纠偏机制的启动，而在立法中透露出的“以民为本”的理念也暗暗契合了真正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广大民意。

　　综观历史，国家管理体制向现代法制国家转变，是近现代大国崛起的必备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近年来的立法进程既是对此前二十多年改革一次及时的肯定，也是对目前需要调整的改革方向的确认，为下一步改革提供合法性的依据。

　　时下，

中国经济正在由“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发展，中国节奏的变化为世界所瞩目。一个经济强劲发展的中国令人振奋，一个法制中国更加值得期待，一个和谐中国的理想正被我们触摸！

本报记者：陈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