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掷进陌生的世界

　　纪念伟大的记者卡普钦斯基

　　朱凯迪

　　在伊朗念书时，认识了波兰青年Albert，他在华沙大学的伊朗研究学部念博士。与他相处久了，就愈觉得民族性这回事确实存在，他让我想起基斯洛夫斯基电影里内敛而深刻的角色，也想起年轻的卡普钦斯基(Kapuscinski)。从波兰跌荡的历史和沉郁的荒原里孕育出来的人，心灵都被训练得很坚实，无论在何等陌生和恶劣的环境里，还是能保持冷静，还是能张开敏锐的触觉。甚至可以说，波兰人视陌生和恶劣为应该迎接的挑战。

　　Albert也是这样理解自己的民族。他提到几个可敬的同胞：在1931年至1936年独自骑单车和徒步走遍非洲的KazimierzNowak；1980年首位在冬天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攀山家K.Wielicki；1995年首位在同一年内徒步至南北两极的探险家MarekKamiński；当然还有目击过亚非拉接近三十场革命和政变的卡普钦斯基。

　　喜欢、敬佩卡普钦斯基的理由当然很多，对于我则主要是一点：他非常敏感于人在各种难以想象的自然环境下特有的情状，自己则诚恳地面对陌生。

　　他写生活在热极的非洲里的人，也写自己的懦弱──“土著呀。他们就像融入了这片地土、融入了这里的光线和气味。人竟然能够和环境配合得这样和谐。每个种族都植根于自己生活的环境和气候。人类一方面改变地貌，但环境反过来亦模造了我们的外貌。在这一片棕榈树和蔓藤、灌木和森林中，一看白人就知是格格不入的闯入者。他软弱、面容苍白，臭汗沾湿了衬衣，头发粘住面庞，经常受口渴、无能和伤感折磨。他无时无刻不担惊受怕：怕蚊子、怕变形虫、怕蝎子、怕蛇，任何会动的东西都会吓坏他。”(TheShadowoftheSun，Vintage出版，第5页)

　　他在Imperium里写严寒中的西伯利亚工人一篇，连情节也值得花点篇幅引述。采访目的地Vorkuta是在北极圈里一个煤矿小镇，斯大林时期有无数的人被押到这里的集中营做苦工。他要探望当地正在罢工的煤矿工人。一下飞机，零下35摄氏度的蚀骨寒风以及无边的凌黑令他差点儿迷路送命。冬天连续几个月没有光，矿工都如行尸走肉，一层高的平房全部被两层高的冰雪包围。罢工的原因是吃不饱，矿场主管答应改善，工人就复工。Kapuscinski对着在凌黑中劳动的工人，连问问题也不忍。“还问什么呢？在这严寒、在这郁闷和伤感里。女工沉重而劳碌地工作，也许正为一些事情担心、正为一些事情伤心。不发问是还她们一点尊重，是减轻她们的负担，不要让她们再花气力答那些公式问题了。”(Imperium，Vintage出版，第154页)他不用问也知道，在这炼狱里，根本无所谓自由或不自由，只有不同程度的束缚，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无从说起。

　　与愈老愈有火气的澳洲记者JohnPilger相比，同样活到老写到老的卡普钦斯基是另一种“老而弥坚”。他话不多，不太跟权贵针锋相对(JohnPilger则经常像发连珠炮一样质问美国及以色列官员)，总是诚恳地静静地观察个人在特定自然和社会里挣脱不了的命运(他经常描述平民在等候：等巴士开、等延迟的飞机起飞，他从不同的等候情绪中看到一地的特色)。也许因为他自觉也是活在同样的宿命下：波兰在历史上总是不由自主，夹在俄罗斯和德国(之前的普鲁士)中间，这也是我的朋友Albert经常提到的。

　　卡普钦斯基还有一点与众不同。他到外地采访好像都没有请翻译，要求自己直面陌生的语言世界，要求自己反思语言的权力。他在写伊朗伊斯兰革命的ShahofShahs中不时写到这种状态。“欧洲人曾经统治世界……将自己的利益和文化强加与他人。即使在最遥远的角落，懂得一门欧洲语言都是身份的象征、生活的必须、晋升的阶梯，甚至是人的尊严的凭借……那时候欧洲人无论到世界任何一角，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他们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和了解他人。今天的世界已变了……在叙利亚法语报馆关闭、越共打胜仗后英语报馆关闭、在(革命后的)伊朗，英语法语报馆一起关闭。电台、电视和在记者会上一律说波斯语──他们的语言。一个男人看不明贴在女服装店前‘禁止男士进入’的警告会被抓去坐牢，一个在伊斯法罕附近看不懂地雷警告的外国人可能被炸死……数以百计的语言正争取被承认；语言的隔膜正在增加，听不明白的话愈来愈多。”(ShahofShahs，Vintage出版，第10页)很多记者在报道中都不会明言自己请了翻译，Kapuscinski相反，在书中他经常问身边的人：“电视在说什么？”“标语写了什么？”又强调自己听不懂看不懂，只能静静地观察。对我来说，那就是诚恳。

　　我常常怀疑，现在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培育出卡普钦斯基这类驻外记者。他一方面是官方传媒波兰新闻通讯社的驻外记者(负责采访五十个国家)，拥有资源；一方面却被容许以自由记者的方式采访，仿佛随心所欲，在每个国家都可以停留一段颇长的时间观察。在新闻高度商业化的今天，什么也讲求快和包装，记者被派到外地采访新闻，一般只会停留很短的时间，像潮水一样一窝蜂来一窝蜂走。大传媒机构有的是钱，记者有司机有专人翻译甚至保安员，一抵?马上可以投入采访，陌生感降到最低。但这样的采访就像躲在鸟笼里一样，和世界还是隔绝的，写的东西也愈来愈肤浅。

　　卡普钦斯基(Kapuscinski)1932－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