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激活

　　财经时评

　　本报首席评论 徐迅雷

　　立春刚刚过去，春节即将到来，温暖的消息不少：2007年全国“十大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城市”在温州揭晓，十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青岛、苏州、无锡、厦门和温州（2月8日新华社）；成都建筑项目老板雷云友自掏腰包20多万，在工地上摆下175桌团年酒宴——“坝坝宴”，邀请2600名农民工共进午餐（2月8日《天府早报》）；西门子等十多家在华外资企业联合发起“集体拜年”公益活动，从2月9日到3月5日，通过户外广告、杂志、网络媒体向中国人送出新春祝福（2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

　　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受农民工欢迎”相比于“最受企业主欢迎”，对一座城市来说更为重要；而老板自掏20多万宴请农民工的“形而下”，相比于企业公益拜年的“形而上”更为难得。当一位老板、一家企业、一座城市，能够将目光从“国富论”移至“道德情操论”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时代在进步了。

　　前些日子，成思危先生的一番话引起强烈反响，他说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是的，企业不负社会责任，是与世界潮流相悖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的软实力。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没有这样的软实力，企业是缺乏生命力的。

　　市场经济有着自己的伦理原则。而最暴利的企业，通常最不会顾及社会责任和伦理原则。这样的企业就没有亚当·斯密所说的“合宜感”。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一开篇，就是论述“合宜感”的，这种“合宜感”简单地说就是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市场经济的伦理原则就是“公正”，而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基石就是“公正心”；企业要想拥有“公正心”，就要学会从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待并约束“利己心”，从而放大自己的“同情心”。雷云友摆下的“民工千人宴”，就是亚当·斯密思想的“现实版”，他所演绎的“情似大海，义薄云天”，他把“关爱农民工”变成自己的“生活指南针”，在今天弥足珍贵。

　　企业拥有“同情心”、“合宜感”，在“利己心”和“利他心”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首先是人的责任和制度的责任。从“人的责任”层面看，作为“老板”的人要有这样的责任意识，因为你是企业的代表；而从“制度的责任”层面看，则需要制度的供给者营造这样的制度环境，让制度明确该约束什么、倡导什么。

　　无论在什么时代，人的社会责任感，特别是企业主的社会责任感，都需要环境的培养和制度的激活。这样就不难理解：我们不能让“企业社会责任感”成为孤岛，可以说，孤零零地让企业培养与提高社会责任感，那是培养不起来、提高不起来的，所以要求围绕着企业的城市有社会责任感、政府有社会责任感、司法有社会责任感、媒体有社会责任感……

　　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到“道德人”，到“人性人”，这是人的价值升华，一个企业是这样，一座城市也是这样，一种制度更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