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能否丢掉政治拐杖

　　我们民营企业能否丢掉政治拐杖，顺利成为独立参与市场竞争的成熟主体，还需要民营企业群体的集体探索。

　　总数已经达到500万户的民营企业是否在成长，成长状态是否合宜，需要进行测量和标定。正像一个人可以从他与父母的关系判断他的心理年龄一样，民营企业的成长阶段也可以从它与政府的关系中，寻找到它的政治年龄，并获得重要的启示。

　　第一个阶段是婴儿期。198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订案》明确规定了“国家允许私营企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从而为民营企业的生存提供了法律条件。但是，民营企业能否在经济上存在，还需要其它条件。事实上，当时的民营企业为了得到必要的生存资源不得不“挂靠”在国有或者集体企业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完全依赖于当地政府对政策的广义理解和灵活变通，一些小的意外变故都很可能致民企以死地，从而使民营企业具有明显的婴儿期特征。

　　第二个阶段是幼儿阶段。进入这个时期的标准是民营企业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企业的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一方面可以解决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问题，另一个方面可以解决民营企业的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因为马克思早就说过股份制是一种先进的组织方式，进而被看做是一个准集体经济，可以解决政治歧视问题。民营企业只有在国有企业的缝隙中寻找生存机会和空间，通过“关系”与相应的国有企业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得到各种各样的“乳汁”，才能稳固自己的经营范围和利润区域，从而能否拥有必要的“关系”资源就成为民营企业主要的生存能力。

　　第三个阶段是童年期。通过股份合作制企业向产权清晰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过渡，不少民营企业第一次使用非自有资源进行经营，同时展开联合和兼并以形成企业集团。实行了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比较方便地使用现代管理工具，依据权责对等的股份制度，通过股份的出让，可以吸取到企业成长中所需的足够数量的资源，这样客观上降低了对政府的过度依赖程度。但同时又不想失去政府的承认，担心自己沦为“二等公民”。一个典型的做法是在民营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重金雇用退休的党政干部，以形成向政府沟通的平台，吸引政府官员的眼球。同时，争取把各种政治资源，比如优秀厂长、先进工作者、优秀企业家、企业家协会的负责人等，都戴在自己头上。

　　第四个阶段是少年期。进入少年期，更多地开始利用资源优势夺取政治优势。因为政治资源比如土地、关键行业的经营资格、投资项目的审批、对企业的优惠政策、政府的大宗采购等都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性的战略资源，而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是制约某个企业获取这些战略资源的关键。争夺政治资源的办法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企业将企业内的党支部升格为党委，从而可以同更高级别的政府直接对话，以便获取诸如“一厂一策”的优惠待遇；其二是使用自己的经济力量直接进入人大和政协，因为政治身份可以直接向行政部门和市场部门传递信号。还有人认为，在中国投资保护不充分的情况下，企业政治化是一种发展了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以民营企业发达的温州为例，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来自温州的人大代表和委员共13名，其中5人为民营企业主，进入省级人大和政协的民营企业主多达20余人。仅乐清市柳市镇，就有全国人大代表1人、全国政协委员2人、浙江省人大3人、乐清市人大3人等。而代表和委员的级别同该民营企业主所掌控的企业规模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与当年的徽州“一门三进士”具有相同的逻辑。

　　与改革开发初期相比，我国的民营企业已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出现了规模以十亿、百亿为单位计的民企，但他们对政治的狂热投机而非为利润心跳，说明距离利润最大化、具有独立人格、思想和理念的青春企业还有待时日。就目前看来，民营企业能否丢掉政治拐杖，顺利成为独立参与市场竞争的成熟主体，还需要民营企业群体的集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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