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梧：３０００项标准咋就难给百姓一个“放心”

　　文／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西梧

　　春节将至，“谁知盘中餐，哪样能放心？”食品安全愈发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是啊，远的不说，光是去年媒体曝光的苏丹红辣酱、福寿螺、红心鸭蛋、瘦肉精、多宝鱼、韩国泡菜、阳澄湖大闸蟹等事件，就足够让大家“怀疑一切”，对所有食品提心吊胆的了。

　　尽管提心吊胆，但一日三餐那是必不可少的。如今，除了故意造假使假的食品生产外，百姓对正常生产的食品是否安全已经具有足够的容忍度。因为谁也不会再幻想能吃到所谓的“纯天然”，食品特别是农产品中含有的化肥、农药、农膜、污水、添加剂等残留及成分，已经不可避免，只是含多含少、会否要命的问题。食品中的有害物质含多含少由谁说了算，当然由国家设立的检测部门。过去，对于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大家都归结于我国食品检测的标准缺乏、陈旧、技术含量低，那也是咱们欠发达的标志。可是，近日《人民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所的叶志华研究员，他介绍说：从1999年开始，农业部、财政部启动了农业行业标准专项计划，历时7年。目前我国的农业标准已近3000项，涉及农产品及其产地环境、化肥、农药等投入品和农业生产的全过程。（1月31日人民日报）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要是说过去由于标准缺乏而导致农副产品安全问题不断出现还有些情有可原的话，那现在国家已经出台了这么多的标准，

食品安全事故依然频频发生，就不能不令人打个大大的问号了。我们不指望那些精细品种诸如澳洲龙虾、大鲍鱼等，其养殖完全在国家标准上达标，但百姓日常三餐须臾不离的大米面粉、白菜萝卜、鸡鸭鱼肉，总归是标准完善，规定明确的了吧。有了明确标准而依然问题层出不穷，反令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更深了一层：国家还能靠什么东西来把住食品安全关，真正让百姓吃上放心食品呢？

　　3000项标准而难把农产品安全关，我想其中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联想到其他行业存在的类似问题，某些方面可能有共同之处：

　　一是标准“棚架”。标准制定出来不能锁在办公室里，关键是落实和执行。执行者除了分布各地的农产品质检机构，最关键是千家万户的农产品生产者。但普遍分散的种养殖业掌握标准实在是有限，如果我们到田间地头或农贸市场去询问农民，你种植养殖的东西按什么样的国家标准来生产的，八成会一片茫然。标准到不了生产者那里，就成了架空的条文。当然，要几亿农民都掌握国家标准也很难，重要的是有关职能部门充分发挥作用，既要对生产者进行广泛的培训、普及，还要有经常性的、拉网式的检查检测等，才能将标准落到实处。

　　二是标准“打架”。在3000项标准中，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除此之外，还有相应的地方标准，这就难保为了自身的利益，产生“打假”现象。前一段的多宝鱼事件就发生了山东和上海的冲突：因“药残超标”而遭重创的山东多宝鱼养殖户，不满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行的食品出口标准，拟对该局提起行政诉讼。官司还没打出个是非，可多宝鱼已在市场上声名狼藉，无人问津，遭巨大损失的是广大养殖户。韩国泡菜、阳澄湖大闸蟹事件，也有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冲突的原因。

　　三是标准“走样”。国家标准也是一种法规，能否得到有力执行，关键在于执法严明、执法公正。而现在许多行业，将执法与执行者的关系演变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严明的法规在地方保护、双方利益、人情关系面前顷刻烟消云散。连刑事犯罪判决都可以“侃价”，连重大事故的处罚也可以“打折”，何况区区的一点农药、化肥残留？有问题的食品一般来讲眼看不见，鼻闻不到，嘴尝不出，还不是一抬手就能放过的事？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现代农业离不了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我认为，不要让农民拒绝吃自己生产的东西，不再让城里人为购买食品而提心吊胆，这也必须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