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合作促中日经济关系新进步

　　近日，中国社科院与日本一桥大学联合主办了一场以“中日经济关系新展望”为主题的对话会，来自中日双方的多位政府官员、商界人士以及专家学者对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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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国经济关系

　　正处在

　　新阶段的起点

　　真家阳一：中国在日本的经济中越来越重要，在日本目前的贸易对象国中，如果包括香港，中国是日本的第一贸易对象国。中国从日本进口原料进行加工然后出口给日本，这是日中的基本贸易结构，而中国也占据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第三位，亚洲第一位。

　　加藤弘之：日中企业之间要成为对等的合作伙伴，这种关系正在形成。不再是单方面的日方向中国投资，中国企业对日本的投资或者兼并的趋势也出现了，垂直贸易关系的迹象也可以看到。

　　日中关系在最近三十年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是仍然取得了发展。现在如果从常住中国的日本人口方面突破数量就能使得日中关系进一步加深，而目前这方面只是处于刚开始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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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自由贸易区

　　条件不成熟

　　真家阳一：日中商业合作正呈现出几大趋势。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调查显示，日本企业在未来3年海外拓展中，在销售、生产、研发或者是地区、物流等方面，对中国的关注最强。而中日的商业关系正呈现出以企业兼并为表现的突出特色———即跨国并购，其中，90％是日本企业兼并中国企业，反过来中方企业兼并日本的企业情况并不多，但都表现出互利共赢的特点。

　　日中两方也正出现战略商务同盟的趋势。过去，日资企业更多以独资方式打入中国，而把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市场的重要立足点，建立新的商务模式则是近年的变化。

　　刘杉：中日双方在产业结构上有互补性，日本能不能在技术出口方面放宽一些限制，使中日经济互补性发挥出来？特别是日本方面在和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方面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想法，使两国更好地发挥产业互补性。

　　真家阳一：针对日本企业的调查认为，亚洲最需要的自由贸易区就是中日之间的自由贸易区。但两国是不是马上能够进入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谈判，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今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就投资协定进行政府间的谈判，而投资协定，就是自由贸易区内容的一部分。目前是要向这个目标努力，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进一步就日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

　　金伯生：在商务部公布的2006年中国引进技术的情况中，日本排在第三位，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推进、两国经贸互补关系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在对华技术出口方面，日本政府应该有一些新的放宽措施。

　　真家阳一：2000年以后，曾出现过第三次日企对华投资热，目前，想对中国投资的日企已经对中国投了资，因此，日本对华投资已经从急速发展的阶段，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因此未来几年的日本对华投资肯定是一个稳定增长的过程，而持续增长的态势会依旧坚挺，而且在两国交往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会呈现出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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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引入外资的同时走出去

　　裴长洪：当前的中国开放经济进入了一个提升阶段，具体说，未来中国开放经济的政策方向主要是三个领域：一、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未来的出口贸易要从粗放型的增长逐渐转向集约型增长，同时要采取措施增加进口，这样才能减少贸易顺差。

　　二、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虽然现在中国既不缺资金，也不缺外汇，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还滞后，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还有不少困难，中国资本市场的发育也仍然滞后，很多行业很多领域的资本形成能力还不够。因此，中国要继续利用外资，目前外资利用的总量和人均数量均不够，但需要提高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沿海发达地区可能对外资的选择会比过去严格，对技术水平要求比较高，需要达到降低消耗、转变增长方式的各种要求。但是，广大的中西部还是欢迎各种各样的外资去投资。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一是企业的走出去。在服务、配套措施水平提升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走出去未来会有一个很快的发展。二是其他投资形式的走出去，2006年中国政府批准了QDII投资制度，随着个人及机构对海外证券市场的了解，到海外投资会越来越多。因此，我预计在未来五年之内，中国会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海外投资者。

　　刘杉：从外资政策来讲，中国已经过了需要无选择地鼓励外资流入的阶段。日本对华投资出现很多并购现象，国际上对外直接投资的潮流也是通过并购进行的，但是，中国去年在并购方面的一些政策也引起了广泛讨论，包括经济安全的争议。我想，中国现在在鼓励外资政策方面会面临调整———采取比较中性的政策，但是中国还会鼓励外资。

　　关权：中国的开放势头不会减弱。但是，我个人也看到一些问题：第一，由于中国国力的增强和进一步开放，会引来国际关系上的一些新问题，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首当其冲；第二，中日之间近些年的摩擦，实际上有中国国力增强的原因所在，有的问题是过去存在但是最近才显现，因为两国的意识方面都有所变化；第三，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国力的增强会引起周边以及和中国有竞争关系的一些国家的警惕，比如说越南、印度、近期排挤中国商人的俄罗斯等；第四，中国对非洲加强合作的关系，就引起了国际上的所谓“新殖民主义”的一些讨论；第五，中国由于需要海外的资源市场，也在加强我们的某种意义上的军备，但是这个敏感话题也引起了各国的关注。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直面而且审慎处理的。

　　木元哲：中国对外投资没有更大的发展，是由于中国没有一个国际品牌———国际品牌力量比较弱或者是没有相应的品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应该构筑在世界上通用的品牌。民间企业在海外投资，需要有很强的技术力量，或者是品牌。

　　裴长洪：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海外投资，目的还不是为了通过品牌战略来扩大产品在海外的市场，主要为了解决原产地对中国的限制。另外，产品可以在国际社会上流通起来，减少很多的障碍。这方面不一定需要靠品牌，就是原来的贴牌加工也是可以的，仍然可以做境外的投资和境外的加工。所以，中国的海外加工和教科书上的经典做法可能不一样，这方面有待于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新经验，相信中国企业会创造很多新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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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政策处于两难选择

　　刘杉：

中国经济在加入W TO以后，变成了非常开放的经济体。开放的经济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实体经济也就是贸易投资；还有一部分是虚拟经济，就是货币、资本的开放。目前由于开放导致了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并造成中国经济内部的不平衡，产生诸如流动性过剩等连带问题。贸易和投资的双顺差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升到世界第一，这又造成央行的基础货币发行量出现流动性过剩问题。其结果，一方面是中国国内的资产市场价格快速升高；另一方面，过量的资金大量投入到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而投资的结果，并没有造成中国就业水平的提高，反而造成产能的过剩，这是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的一个矛盾。2007年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由于中国在

汇率、利率市场化的水平相对比较低，从理论上来讲，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国民经济均衡，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只能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政策调整尽可能实现外部平衡。这更多是通过改变进口政策和对外投资两方面进行。当然，也包括出口和外资政策的调整。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基本没有弹性，出口产业长时间维持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一方面造成长时间的贸易顺差，也导致一些贸易纠纷。因而，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从而增加出口成本，以此释放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至于对外投资，我本人认为政府不应该过多鼓励。因为中国经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中国的城市化，特别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还存在很大问题，所以，更多的资金应该留在国内，能够为中国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裴长洪：中国的就业压力确实很重，同时，中国对外有双顺差的压力，又有外汇储备的压力，这是个多难的选择。需要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增加国内的投资来解决，这是一方面；同时也需要把中国的资本流到海外去，让企业到海外去，缓解我们的双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所以，作为大国经济，中国的资金循环应当是大进大出，进出都需要。

　　加藤弘之：中国2006年GDP的增长率是10．7％，经济仍然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我想，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在人口结构方面迎来了黄金期，就是劳动人口现在是最多的时期。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今后仍有10年可以持续。

　　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当然是好事。但反过来，从过去的增长方式向新的增长方式转变，就越来越难。中国处于经济黄金时期的未来10年也应该对将来可能面临的问题找到相应的对策，比如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环境、水、能源问题方面。中国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政策是不是能够落实下去？这也是需要关注的，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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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活动本身也是社会责任的体现

　　谷本宽治：企业责任CSR最早是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90年代末期，无论是在经济、社会、环境方面都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经济要依存环境才能存在，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到了重估：伦理、社会公益上的责任只是CSR的一个方面，社会效益、社会环境内控、企业贡献也加入CSR评价的标准，也就是说，生产优质产品、制造并保证就业等企业经营活动本身也是CSR的表现。

　　此外，CSR并不是政府规定、推出相关措施就可以做到，或者是企业有一种意识就可以做，还需要评价CSR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不光是政府和企业，还需要各个方面的相关人员，利益共同体来关注，比如工会、消费者团体、NGO、大型研究机构等，如此才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才是CSR从量向质转变的一个关键所在。

　　刘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也是中国的企业与舆论非常关注的问题。我得到的启示是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说企业发展要给社会多少回馈，实际上从它的经营战略的选择、投资，以至于产品的销售过程都关系到社会责任，包括环保问题、对残疾人的关注问题。在中国有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政府鼓励企业吸收残疾人就业，而在税收方面给予企业一定的减免。

　　中国的私有企业属于经济发展的初期，它对社会责任的关注相对比较弱，应该加强学习，承担更多的责任。国有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比较大，包括捐赠等形式。但它在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往往通过提高价格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削减成本或者是保持一定的利率，所以，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否应该把它所得的利润让消费者分享而非通过抬高价格应付经济上存在的困难。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问题方面应该有更多的考虑。

　　谷本宽治：我们的经济是开放经济，这个过程中每个企业都面临重大风险。因此，在全球化当中，企业经营的一些数字的变化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这里谋求绿色生产的投资者或者是绿色产品的消费者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是从量变走向质变的转折点。要在这个过程中避免风险，就要认识到企业的价值不仅和融资、权益收益有关，也和所处的环境风险有关。

　　木元哲：其实CSR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贡献活动，也是企业活动本身，从这一点来说，CSR对企业经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们应该加强环境方面的投资和工作，通过CSR事先把很多的风险摘除出去，包括环境风险，从这样的角度来说，CSR对企业的生存也是非常重要的。

　　（7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