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政迅变：政治摆锤向左?

　　文/于时语

　　英国广播公司在25个国家的最新调查表明，美国的国际形象在不断下降，这其实不是新闻。布什国情咨文前夕，美国ABC电视网的民调结果是，占71%的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正走在错误的路上，显示美国公众自身对现实的不安和不满。这才是重要的时代信号。

　　美国公众对现实的不安和不满，表面上主要受到伊拉克战争泥沼影响，但以笔者之见，这种民意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美国社会正在面临“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浪潮。

　　“右翼”退潮

　　近年，共和党“保守主义革命”的两大意识形态支柱──强调竞争的“硬美国”哲学和宗教保守“价值”，也都面临时代的挑战。

　　由于错综复杂、彼此影响的万千关系和庞大结构，美国社会演变如同全球气候演变，其未来结果很难准确预测，但这一过程展示两项与气候演变相同的特征：变化加速和动态加大。

　　两年多前，布什总统以多数选票连任、摩拳擦掌地准备“花费政治资本”，全面推行当时仍被认为势不可挡的共和党右翼“保守主义革命”，尤其是弱化和逆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来逐渐扩大加深的美国福利社会结构体系。当时我曾经分析指出美国的右倾趋势其实已经达到极点，政治摆锤即将回荡。但是两年来右翼退潮的速度还是超过了预期，尤其是所谓的共和党“永久多数”，在去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戛然而止，展现美国政治气候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幻速度。地方一级的风向变化更为显著，共和党在各州州议会输给民主党总计竟达320个议席！

　　自从尼克松总统上台启动所谓“南方战略”以来，美国内政大势是，共和党逐步接管原先民主党在南部的大批地盘，而不断上升；而罗斯福四任总统期间确立的民主党全国优势逐渐下降，共和党终于在1994年中期选举后成为众议院多数党，并且在小布什总统任期中实现同时控制白宫、国会两院、最高法院以及大多数州长席位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在选举结果地图上红蓝两色分别代表共和党和民主党)。

　　这里“全国山河”有点夸张成分，因为在地理分布上，“红美国”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南部，“蓝美国”则集中在东北部和西部太平洋沿岸。但是共和党的全面优势代表了在意识形态和人口成分上的双重胜利：在意识形态上，竞争至上的“硬美国”社会哲学压倒了强调社会公平和福利主义的“软美国”思想，保守的基督教信仰赶上了世俗自由主义的社会风潮。在人口成分上，郊外和远郊社区的急速发展与都市地区的停滞形成鲜明对比，南部的新兴工业发展则衬托了北方传统大工业的衰落，相应的人口分布演变的最好例证，是1956年东北部纽约州有56张总统选举人票，南方德克萨斯州只有24张。到了2004年，这一对比成为31对34张。

　　但是共和党的这两项优势都有强烈的时效，而难以持久。首先是美国人口正在经历一种“左倾化”长远趋势：直至未来几十年中，美国人口发展的两大特点，便是少数族裔人数急增和人口加速老化，两者都对共和党非常不利。

　　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白人人口增加不到5%，但是黑人人口增加了18.3%，拉美裔更激增46%！亚裔增加的比例也极其巨大。支持共和党的黑人一直不超过一成之外，共和党近年争取拉美裔选民的有限成就，新近因非法移民问题而大部付诸东流。

　　另一重要趋势便是

二战后出生率高峰人口开始进入退休年龄。除了对美国财政的重大挑战(见后)，老年人口是社会上的相对“弱者”，在“硬美国”和“软美国”两种社会哲学中倾向后者，他们同时又是美国投票率最高的一群。

　　再看“思想战线”。近年共和党“保守主义革命”的两大意识形态支柱──强调竞争的“硬美国”哲学和宗教保守“价值”，也都面临时代的挑战。

　　这里最明显的是在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双重影响下，美国社会形成的贫富两极分化：企业总裁一天所得超过职工苦干一年的全部收入，最富的5%美国人拥有资产超过其他95%人口资产的总和，等等。在“阶级战争(classwarfare)”成为美国政治的热门词汇之际，不仅“要么拼命，要么饿死”的“硬美国”哲学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连“美国模式”从长远角度是否真的优于“欧洲模式”也引起怀疑。

　　其次是美国文化的“拉美化”。根据“文明冲突论”鼻祖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美国迅速增长的拉美裔人口保留他们的固有文化和天主教信仰，尤其是轻视“工作伦理”的“安贫”心态，将会使得美国原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和基督教新教文化特别是加尔文教派的影响不断退化，而这正是“硬美国”哲学的文化基石。

　　还有美国年青人口的思想趋势。毫无疑问，即便是在精英阶层，美国青年一代也显著比1960-70年代保守，更加注重物质利益。《华盛顿邮报》新近刊登哈佛大学一位教授的评论，以课堂上与新生的交流分析了这一时代差别。我个人的观察调查是，与越战时代青年的精神追求和反体制的叛逆心理截然不同，今天即便是社会责任感强烈的青年精英，追求的也是在现有体制内“先个人发财，再拯救世界”的“比尔·盖茨式”道路。

　　然而各种民调数据表明，不仅常春藤校园精英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展示了几乎9比1支持克里的自由化偏向，美国年青一代总的来说在堕胎、同性恋等共和党的关键宗教价值题目上，仍然越来越宽容开放，在环境保护和死刑等价值题目上，也越来越自由化。另外，随着南方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南方也不免最终像北方那样，在宗教和社会价值上逐渐向欧洲和加拿大靠近。

　　另一重要社会趋向，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最后不能不影响社会“价值”的优先次序。特别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中下层白人的经济地位恶化，越来越难以进入或者维持中产阶级身份而堕为“白色垃圾”。改用赫鲁晓夫关于脑袋和原则的名言，便是“饭碗丢了，‘价值’还有什么用？”迫使下层白人舍弃“价值”而追求经济利益。

　　以上的分析大致是中长期趋向，原本不是迫在眉睫的变化。但是正如起头所说，两年多来美国的政治生态演化大大加速，对布什总统和共和党上层而言，真可谓“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渐远的“美国梦”

　　中下阶层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和“美国梦”的破灭，实在是当前美国政治演变的重要动因。

　　如众目共睹，这样迅速的沧桑变幻的重要“外因”，无疑是“反恐”战争以来美利坚帝国的实力延伸过远，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泥沼成为军事和经济上的无底洞，导致共和党在中间派选民中的支持崩溃。这一“外因”不仅成为加速美国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在中短期内将继续是支配美国内政的主要因素。

　　但是美国政治迅变的“内因”或者真正动因，还是经济全球化引起的社会分化和改组，尤其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加速，富有阶层成为全球化的大赢家，加上布什“保守主义革命”中的大规模减税而财富大增。对比之下，中下阶层不仅所得甚微，还在工资增长停滞和职位输出外流的潮流下面临“中产阶级挤压”和经济不安全感。

　　一个附带的现象是，曾经吸引千千万万移民的“美国梦”的基本起点──普通平民的“社会上升机会(upwardmobility)”迅速减少，而出现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世袭美国”：上一代的财富地位日益决定了下一代人的社会成功机会。一年多前，《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社会阶级的调查报告，相当详尽地报导了这一社会趋向。

　　总之，中下阶层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和“美国梦”的破灭，实在是当前美国政治演变的重要动因。肯尼迪总统曾有一句描述无论贫富都会得益于经济发展的名言：“潮水上涨会带高所有船只。”新任国会众议院财政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尔尼·弗兰克近日却反驳说：“上涨的潮水是不错，问题是你先得有个船。”言下之意是没有船的穷人只会淹死在上涨的潮水里。这不仅是美国经济近年来在纸面上发展良好、而大多数民众却日益不满的简洁解释，也可以听成是美国逐渐增大的“阶级战争”号角声。

　　金权和特殊利益对美国政治的巨大影响无可否认，但是再有缺陷的民主社会，民众意愿的剧烈变化迟早还是会影响到上层政治。特别是在伊拉克困境的催化下，美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相当快速地冲击到政治主流，最明确的迹象，便是《华盛顿邮报》分析最近几十年来共和党的牢固地盘──郊外中产阶级社区出现了偏向民主党的政治重组苗头，并有望成为长远趋势。

　　这种趋势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尽管大牌保守作家乔治·威尔新近还不遗余力地鼓吹取消法定最低工资，民调却表明有九成美国公众赞同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民意对其他“软美国”福利主义政策的支持也逆转了近年来的下降趋势，这是布什第二任上保守主义革命的重点──“

社会保险金私营化计划”胎死腹中的主要原因。

　　美国正在经历的社会结构性演变的最基本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不仅二次大战以后创造和维系美国庞大中产阶级的大量高薪制造业职位流失，而被低工资、低福利的沃尔玛式服务性职业取代，而且连过去20年中推动美国经济领先地位的新兴高科技职位也不断向海外转移。换言之，不仅大批“劳力者”的前景黯淡，就连不少“劳心者”也日益失去经济安全感。

　　在这样的大势下，美国经济如何创造足够的社会财富和附加值，来维持美国人习惯的高生活水平，以及美利坚帝国的世界霸权？这是美国未来的关键，也是充满未知因素而难以回答的问题。

　　近年来持高不下的巨额双重赤字，表明美国已经在“寅吃卯粮”和“美吃亚粮”：美国目前的繁荣和高水平生活越来越依赖下一代和亚洲人民创造的财富。

　　这里还有一个日益临近的并发危机：美国人口老化的定时炸弹。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纷纷进入退休年龄，美国联邦政府面对社会保险和老人医疗计划的破产性压力。两者在2005年的总开支已经超过联邦预算的40%，是同年军费的两倍。预计到2030年，两者将占联邦预算的75%！这个其实迫在眉睫而至今无人未雨绸缪的危机，充分体现了民主制度注重短期利益、避免眼下痛苦的得过且过的弱点。

　　仍然“坚硬”的美国

　　在美国，经济全球化的赢家基本限于强势群体，而美国内政左转主要受到全球化输家推动，因此必然包括对全球化的某种修正和逆反。

　　总之，随着美国贫富分化向“硬美国”高峰时期的“镀金时代”靠拢，以及大规模工会运动前夕的“阶级战争”状况隐约重现，按照笔者之见，越战之后强调社会竞争的美国政治右倾化已经基本走到尽头，政治摆锤开始向注重社会公平和政府机能的“软美国”回摆，但是历史不会完全重演。

　　这一过程说到底，是如何重写“社会契约”来分配经济大馅饼。如果说“硬美国”一方仍然是社会竞争中的赢家和强势群体，那么谁是“软美国”的政治力量代表？

　　劳联-产联代表的工会运动，曾经是“软美国”的中坚力量。可是美国社会分化改组的最明显部分，便是产业工人工会的衰落，导致劳联-产联去年的分裂。右翼作家乔治·威尔前几天因此对曾经呼风唤雨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在过去20年中失去三分之二会员而幸灾乐祸。由于服务性行业中存在大量非法移民等原因，美国工会的主流逐渐由政府和公共事业职员所代表，很难获得同样的社会同情和影响。

　　我们也不能低估19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观念的保守化趋势的累积效果，以及宗教势力政治影响的上升。在文化上，前面已经提到美国年青一代的物质主义追求，1960年代的“精神解放”的嬉皮士运动难以再现。在经济上，尤其是与“旧欧洲”根深蒂固的社会民主党中左传统对比，美国仍然是个偏右社会，市场机制优于政府干预是主流社会的牢固信条，1960年代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宏图导致的“大政府”和“高税收”政策难以全面恢复。

　　在政治上，民主党的复兴有很大的向中间靠拢成份，克林顿夫妇是这一趋向的最佳代表，也是民主党通过打“郊区民粹主义”牌蚕食共和党地盘的有力工具。从这一角度，我预计民主党将会更多地渲染“社会公正”的“价值”牌，尤其是中产阶级最关心的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题目，也会像希拉里·克林顿那样重新披上虔诚基督徒的外衣，而不是强调传统的社会福利主义。

　　共和党则面临后布什时代的内部重组，尤其是改变共和党沦为南方区域党的趋向，逆转中西部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离心，并拯救北部林肯共和党人的灭顶之灾。

　　作为全球唯一超强，美国的内部演变无疑会通过其国际政策而冲击整个世界。这是一个范围很广、难以详述的题目。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在美国，经济全球化的赢家基本限于强势群体，而美国内政左转主要受到全球化输家推动，因此必然包括对全球化的某种修正和逆反，贸易保护主义是最可能的发展之一。

　　另外一点便是维持军事优势。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两党在外交政策上的歧见越来越大，此处不论，但是强大的军事优势仍然是两党一致的国际政策传统。再说得清楚一些，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船坚炮利”一直是西方霸权的基石，英国首相布莱尔2007年首次重要演讲，便是在皇家海军两栖攻击舰上发布的，主题是加强和发展先进军备，即说明这一西方强权传统。

　　除了以军事优势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游戏规则，国防工业和军火输出是在制造业大量流失后美国最后的一本万利高附加值产业。从传统偏向共和党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到强调保护美国工人职位利益的民主党民粹派，都会竭尽全力来保护这只下金蛋的母鸡。所以必要的“国际威胁”，特别是“政治伊斯兰”和中国崛起代表的意识形态和经济“钳形攻势”，会在美国政治中继续保持其显目地位。

　　话说至此，人们决不能低估美国社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这是美国成为史无前例的全球超强的主要历史因素。不妨回顾1970年代“日本超越美国论”甚嚣尘上之际，美国在高效率高质量日本工业步步进逼之下的窘境。但是此后美国在高科技上的创新突破不仅创造了大量新的高收入职位，更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和世界领先地位。这样一幕是否能够在新世纪和新形势下重演？是关于美国展望最难预测回答的问题。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