熨平经济周期：10.5％下的宏观调控

　　

　　繁忙的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本报资料

　　中国观察

　　文/陈东琪

　　从2005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渐进升值，政府也调整了一些出口商品的退税率，但并没有影响出口量的增长，这说明中国企业应对政策变化和国际市场要求的能力也在提高。

　　经济增长出现新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成就十分引人瞩目，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全球最快，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平均增长9.6%，同期全球增长3.5%左右，发达国家不到3%，美国4%左右。

　　第二，经济发展摆脱了古典型周期，也就是说没有出现负增长的调整期，周期波动收敛，表现为有增长的周期。

　　第三，繁荣期延长，上升时间拉长，调整下降期时间缩短。

　　第四，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中，给国民带来的财富是非常显著的。正因为这样，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度越来越大。尤其是在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经济表现出更为既快又稳的发展态势。回升5年中连续4年稳定在10～10.5%。这说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提高。

　　增长的动力没有衰减

　　现在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增长能不能持续下去？从短期来看，特别是2007年和2008年奥运会前后，还会不会维持既快又稳的增长势头。国际上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将面临一次大的萧条。有一位叫佩佐夫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国高速增长期间，会由于大量的信贷和货币投放形成一种过度繁荣，积累泡沫。他甚至认为，在奥运会后或者2009年前后会出现类似于西方国家1929－1933年那样的大萧条。当时美国经济的崛起使得美国正在取代大不列颠帝国成为现在最强大经济体，是一个转折的时代。现在也面临一个转折，随着全球经济中心从欧美发达国家转到亚洲这样一个人口和劳动力众多的地区，世界经济格局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替换，就是中国经济崛起和美国经济出现繁荣后的萧条。当然，佩佐夫对中国的长期是看好的，但认为转折期要经受阵痛。

　　1929－1933年大萧条前，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做出了大萧条预言，后来证实了。这一次奥地利学派的新代表人物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是不是会成为现实呢？有待观察。但我觉得中国经济会继续保持繁荣，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经济是一个大国经济体，现在不算很强，不算很富，但是很大。人口多，劳动力多，区域发展的回旋余地非常大。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首要的特点是人口的增长，比如说发达国家里欧元区经济增长比较慢，尽管在1992年制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时候，认为欧盟潜在的增长率是5%，实际上只有2～3%，而美国经济增长大概是5%左右。为什么美国经济体快于欧元区经济体呢？因为美国的人口增长较快，欧盟的人口没有增长。为什么亚洲经济增长加快？人口是很重要的因素。中国是一个人口增长较快、人口规模非常大的经济体。目前中国大陆人口达到13.1亿多，在这样一个人口规模非常大的市场经济体中，当它的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市场，或者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市场。在人均收入水平超过2000美元以后，人口多就是一个大市场了。

　　中国在上一个世纪末，人均GDP不到800美元，2006年估计2000美元左右。1978－2006年人均GDP年均增长不足9％，但近几年提高到9.5％左右。这会加速中国这个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劳动力。近几年媒体上出现了“民工荒”的说法。但根据数据模型推算，目前我们处在15年前人口高速增长后的红利期，这个人口红利期估计要延续到2015年前后。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长为中国现在提供巨大劳动力供给。目前处在最近一二十年劳动力供给的最高峰。尽管在区域上劳动力有结构性的变化，但是全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仍然很大，这是经济快速增长很重要的因素。

　　第三，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现在处在加速期。这一个加速期不是最近才产生，实际上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1996年为界出现了一个拐点，之前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78－1996年在30%以下，在1997年超过30%后城市化加快，最近10年城市化率提高每年大约1.2－1.4个百分点，城市化率年均推进速度是1978－1996年期间的一倍。这一趋势还会延续吗？我认为会延续。

　　中国13亿人中还有56%左右在农村。当然，在转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在减少，最近10年农村人口总量每年减少大概一千一百万左右，城市人口近10年增加了2.1亿多，平均每年是二千一百万左右。到2012或2013年，城镇人口将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到2020前后达到60%，届时可能重新回到1997年之前的那种城市化平稳发展的阶段。可以推测，从2007年至2015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将持续发展。如果这一个判断正确，那么将会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不断增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农民进城后有住房需求，一定要租或者是买房才能够在城里打工，才能够让孩子上学，才能够定居下来，而且对相关的公共消费也有很大的带动，比如修路、修桥，一个农民的消费和一个市民的消费相比是1：3，所以市民规模的扩大，一定会带来消费需求潜在扩张能力的提升。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将从过去更多依赖资源，特别是依赖自然资源和简单劳动力资源，逐步过渡到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水平提升和结构升级，这会增加经济结构的净值变化，也就是说增长方式的变化会带来量的扩张。

　　中国劳动人口总数大概是7.6亿，近几年，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左右，农村减少100～200万，全国总就业增加850万左右。在这样一个总量7.6亿的劳动者队伍中，正在发生快速的、大家还没有感受到的、或者感受不明显的结构变化，那就是新生劳动力份额的提升。新生代劳动力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知识教育水平高。中国每年大学生毕业的增长非常快，2006年413万，2007年开始是每年500万以上。研究生的增长也很快，国外进修后回国参加工作的人数相对于5或10年以前有了大幅增加，再加上培训，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快速提高，这会为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扩张动力和潜力。

　　最后一点是开放。中国目前的综合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提升是相当明显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产品、出口商品在全世界的影响度和销售能力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尤其是入世以来，中国的出口顺差出现了大幅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2005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渐进升值，政府也调整了一些出口商品的退税率，出口商品价格出现了上扬，但并没有影响出口量的增长，这说明中国企业应对政策变化和国际市场要求的能力也在提高。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潜力不会因为短期某一些因素的冲击而发生急剧、长时间的变化。

　　最大的挑战是稳定

　　2007年，中国经济还会快速运行。虽然出现了连续几年10%以上的增长，从主观意愿上应当调整和减速，这就像登山一样歇一歇，但快速增长的步伐不会停止，经济不会有剧烈的变化。

　　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重要的不是快，而是好，是好字当头。怎样才能变好呢？关键是提高增长的质量，是快速增长不以过大资源耗费和破坏环境为代价，是快速增长要给全体国民同步带来福利的增进。这就要求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在目前内外失衡力很大的条件下，中国要扩大内需。现在国内的投资增长非常快，扩大内需实际上就需要扩大消费性内需，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但这其中存在挑战，比如说扩大消费需求，近几年住房消费增长很快，但市场不平衡矛盾越来越突出。政府要控制

房地产市场，实现相对的市场平衡。一方面是鼓励扩大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是控制

房价，这个关系怎么处理呢？尤其是在调控投资的时候，投资和消费需求是互动的，调控投资会不会伤害消费需求？这是今后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难题之一。

　　二是“双剩余”问题。现在有两个剩余，一个是国内剩余，一个是外部剩余。现在国内储蓄增长非常快。银行存贷差目前有10万多亿。这一部分剩余资金可以用于推进经济发展，但是没有用。这说明什么？中国作为发展经济体来讲，更需要资金的投入，但是现在国内资金的剩余是对外输出的。中国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发达国家拿其中一部分钱去搞投资。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一个问题？在目前的条件下，由于投融资体制存在一些缺陷，特别是银行信贷体制和非银行金融体系存在缺陷，资金流动还不是很充分、自由。资金流动更多的是流到了大型企业、大的经济载体中去了，中小企业和农村的金融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怎么办？这要求我们在深化改革的同时进行体制创新，尤其是金融市场制度创新，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放开。大家最近看到对外资银行管制的放松，这就是为解决双剩余所做的很重要的一个措施。但还不够，还要加快发展民间金融。

　　三是产能和出口的关系问题。现在中国的外贸顺差增长很快，规模不断扩大，2006年达到1774亿美元。但国内的产能依然很大，产能利用率水平依然比较低，产能仍有很大的可利用空间。即使国内投资增长迅速，消费需求每年增长13%以上，但这样也无法跟上产能的扩张，那么就只能出口。但是出口又出现顺差的扩大，导致一系列的贸易争端，这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如果不出口，产能就过剩，国内产品增加，导致通货紧缩等等，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从趋势看，这样一种出口导向的惯性可能还会延续。看来，要继续调整这种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动、90年代中后期加以强化的出口导向的政策安排和体制，一定要加快调整。

　　四是利率和汇率的关系问题。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内在价值有三个明显变化，一是兑美元升值，二是兑欧元贬值，三是对内贬值，因为国内综合型通货膨胀率比较高。从控制投资的要求看，应当让利率更有弹性，但如果调整利率会加强

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为了处理好两者关系，货币政策措施操作要格外谨慎。

　　2007年的宏观调控将会面临新老挑战。最大挑战不是增长，而是稳定。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无论是企业的动力还是地方政府的动力，还是部门的动力，都是非常强的。但是2007年也好，奥运会前后也好，宏观调控最大的问题不是增长，或者主要不是增长，而是稳定，是在保持一定增长的条件下更为有效解决前面提到的四个难题和其他方面的问题。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了全面部署，讲到了几个必须和八大任务，尤其是讲了结构问题、历史问题和三农问题，讲了平稳的问题，这些对2007年今后一段时间的宏观政策安排做了基本的部署。在现行政策框架如何妥善解决这四个问题，将是保持中国经济短期能否稳定增长的重要考验。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