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十五年的跨越实践

　　2006年11月，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了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此片一经播出，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美国《纽约时报》为此发表一篇专稿，标题是“腼腆的巨人不再故作谦虚”，认为中国已不再掩饰成为强国的勃勃雄心，并为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

　　无论各国人士如何评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在经过20多年持续高速发展之后，在2006年GDP达到20万亿，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之时，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

　　在为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一切成果是怎么来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史中，1992年小平的南巡讲话，无疑成为最有划时代意义引领，正是从那之后，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使我们走向科学发展的新的发展之路。

　　发展观的思想突破

　　有人统计过，在《邓小平选集》三卷中，出现频率最高之一的一个词汇就是“发展”。如果总结一下邓小平讲过的那些对国家民族命运影响最为深刻的话语，“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一定让人无法忘记。

　　邓小平讲发展，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内容。“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让中国经济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之初，在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这一重大课题，系统、完整地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他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

　　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首要任务”、“中心任务”、“根本任务”，成为贯穿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代主旋律。从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的农村改革突破，到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成长，从一批国有企业的纷纷改制，到个体私营企业逐渐走上经济舞台，从深圳、珠海等特区的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坚持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农业连年丰收，工业突飞猛进，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商品供应极大丰富。亿万人民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有相当一部分人率先实现了小康。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变化，那就是发展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

　　对于发展，邓小平有着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面对着伴随连续十来年发展而产生的一些新矛盾、新问题，尤其是当某些关于姓社姓资的质疑声音出现之时，邓小平坚定地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得失是非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再一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不是靠别的，只能靠发展。正是在这一发展观的指引下，执政党带领中国人民不犹豫，不争论，不知少走了多少弯路，沿着改革开放的大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为进入新世纪奠定了牢靠的基础，为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新的发展观的确立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今天，分配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城市与农村、城市中不同阶层的财富分配是否公平，引起各界的思考。

　　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大量的数据表明，全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此外，我国一半以上的城市空气不达标，1／3的田土被酸雨覆盖，20％的儿童有铅中毒症状，城市中1／10的夫妇因污染不能生育或生下畸型儿……

　　在生态环境拉响警报的同时，社会发展滞后的警报也响起了。相关调查发现，看病难、上学难、购房难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缺乏社会保障等等的问题让老百姓普遍感到不满意。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的效果甚微，与民生有关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引起了公众的批评。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问题属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通过发展去解决。但是，通过什么样的发展，才能解决这些新问题呢？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在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

　　8个月之后，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提出，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时隔不久，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后来被归纳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正式得到了确立。

　　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落实，较为全面地体现在“十一五”规划之中。人们注意到，在这个规划中，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模式被彻底放弃，取而代之的是要坚持六个“必须”的原则，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

　　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提了出来，这一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神来之笔，一问世即成为深得几亿农民之心的民心工程。

　　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加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部署逐次推开。三峡大坝蓄水发电、光彩事业硕果累累，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正在明显减少。

　　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宏观调控加大了对落后产能、落后行业的整治。一起又一起环保案件被无情曝光，“区域限批”等环保重拳频频出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观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和支持。

　　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GDP不再是让人崇拜的指标，各级领导人的政绩观悄然发生变化。那种忽视发展质量，片面追求数量增长的做法不但不再是考核内容，反而会成为官员们执政水平太低的证据。

　　勇于实践的证明

　　2006年12月，建设部等部委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公交优先”的文件。不到1个月，北京市率先推出了公交票价优惠政策。几乎与此同时，铁道部、交通部先后宣布，今年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价和公路交通票价都不上浮。更让人略感意外的是，在汽车连续涨价多年之后，石油部门近年来第一次下调汽油油价，民航部门也不甘落后地宣布燃油附加费即将下调。可以想象，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这些良政中获益。

　　许多人将良政的起因归功于和谐社会构想的提出。的确，如果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探索新发展模式的“点题”之作的话，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新飞跃。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一个重要命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命题对发展观的影响不容置疑，对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影响尤为明显。然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确定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样的执政新理念。国计当为民生，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成为新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成为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的政策取向。

　　其实，邓小平在强调发展的同时，已经十分清晰地表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发展的必然结果。执政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构想，是对邓小平理论和“

　　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人民对于发展理念的思考更加深刻，对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的的理解更加清醒，对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而采取的策略、手段更加主动，对发展规律的把握和驾驭更加稳健和成熟。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当这样的发展思路完成了从舆论导向、价值导向向制度导向转变之时，其意义无比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