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分工”和“比较优势”

　　《国富论》的第一章是“论分工”。在这一章，斯密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作为第一段，开始了他的全部经济学分析。

　　斯密研究分工，首先是与效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目的在于效率，使得他没有区分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并因此受到了后来学界的批评。

　　分工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不厌其烦，一再重复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斯密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在一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他更擅长于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一个人开始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于打猎，他专门打猎去换弓箭，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于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不仅对自己的蛋糕可以做得更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可以做得更大。

　　斯密把个人之间的交换推论到国家之间的交换，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都有自己的国际分工。一种商品，如果其他国家来生产，所需成本比本国低，那么本国就不要生产，用输出自己最擅长生产的商品所换的钱，购买别国的廉价商品，要更便宜，更划算。因此，他不仅主张国内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主张国际间的自由贸易。后来，斯密的这一思想被大卫·李嘉图发展成了支配国际贸易的著名的“比较成本”学说。

　　分工引起交换，以比较优势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分工具有如此的伟大功绩，因而在斯密的笔下当然是分工的程度越细，越专业化越好了。然而，分工能否越来越细也是有条件的，因为在斯密看来，“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说：“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斯密举了很多生活中近乎琐碎的事例说明这一道理，例如，搬运工只能生活在大都市里，因为大都市市场广阔，农村市场狭小。斯密这里所讲的市场范围，指的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交换的依存度，消费水平和购买能力，是一国经济进步与否的标志。当然，分工与市场范围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在我国当前，由于人们购买力的提高，由于需求的拉动，涌现了很多新兴产业，就是“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现代证明。分工和专业化都是需要法律保护的，实际经济行为与法制建设在反复的博弈中不断完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斯密语），分工和交易将很难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有契约精神。

　　在斯密看来，当然是分工越细，越专业化越好。然而161年以后的1937年，Ｒ·科斯教授却在他的《企业的性质》的著名论文中，对斯密的理论进行了挑战或者修正。在这篇论文中，科斯以“交易费用”概念为枢纽，指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化的分工不是越细越好，而是应当有适度规模的。或者说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即用大型企业内部管理的看得见的手，代替了市场的调节的看不见的手。企业史学家钱德勒也持这样的观点。

　　斯密的“比较优势”原理在今天也遇到了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的挑战。波特在他的《国家竞争优势》里认为斯密所处的时代产业比较粗糙。对于比较粗糙的产业、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到了当代，产业已经相当精细，面对精细的产业，高级生产要素、如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等发挥的作用更大。波特告诉我们，应当特别重视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及时提升产业结构。其实即使是高级生产要素起的作用更大，各国、各地区的高级生产要素依然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

　　——摘自李义平《经济学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