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口浪尖”外资银行

　　2006年12月15日开展100万元以上人民币存款业务后，短短十几天内，一外资银行的客户数量已经达到了三位数。外资银行争抢中国财富新贵效果显现。

　　随着中国对外资银行的开放，外资银行已显出蓬勃发展之势。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外资银行“擦边球”式的营销开始“触线”。这种“触线”从目前来看，还只是停留在操作层面，但已经触动中国的监管神经。

　　而外资银行许多更为市场化的行为，将对监管层的管理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很多以前管理层想做却一直下不了决心去做的事情，将得到新的推动力。

　　一线报道

　　外资银行“擦边球”考验多头监管体系

　　本报记者赵刚实习记者石贝贝上海报道只有3个业务窗口，营业厅面积不足百平方米。很难想象这就是渣打银行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营业厅。

　　就在不远处，26层的渣打银行大厦刚刚完成结构封顶，这是为完成法人银行转制后的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准备的办公营业场所。

　　随着中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在中国掀起一轮“鸟枪换炮式”的大发展。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也将遇到新的挑战。

　　外资银行“触线”

　　“不管人民币还是美元，只要你有钱，其他问题，我们会为你设计解决方案。”某外资银行理财顾问在不知记者身份的情况下，一副大包大揽的口气。2006年年底的一天，一位外资银行的业务员“盯住”了记者。

　　而此时，他们只有资格进行非人民币理财业务。

　　按国家有关规定，只有等外资银行完成法人转制并获得批准后，才能进行人民币理财业务，而这个过程还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目前外资银行只能进行外币理财（客户只能用外币购买他们的理财产品）或开展100万元以上的人民币存款业务。

　　“你们不是外汇理财吗？我的资产都是人民币怎么办？”记者在电话中追问。

　　“资产全部是人民币的话我们也能做。”该理财顾问回答得很干脆。

　　为防范套汇、逃汇，国家对人民币换汇有严格的规定。因此，记者接着询问，是否需要客户自己把人民币转为美元，或者银行会先帮客户把人民币转为美元。

　　该理财顾问依旧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们会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帮你来做这些事情。”

　　某银行国际业务部的一名经理告诉记者，尽管外资银行监管水平相对较高，但也很难杜绝个别业务员在开展业务时打“擦边球”的情况。例如，我们目前对人民币换汇是有严格管制的，主要是防止贪官把钱汇出、转移到国外；或者大的财团进行大额的货币进出扰乱金融秩序。如果国内人士需要到国外投资（包括金融投资和实业投资），需要先到当地外经贸局立项。外经贸局需要进行资格审查，鉴定你投资项目的真实性和风险等。外经贸局批准了之后，可以按项目所需购汇。

　　按规定，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钱是正当、合法收入，是不可能换汇汇出的。现在国家有明确规定，银行有责任在办理相关业务时，检查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以及用途的真实性。

　　但在实际操作中，极个别不法分子有可能通过“黄牛”交易换汇，或通过虚假贸易、开假信用证等方式，把资金汇到国外。由于洗钱属于犯罪行为，外资银行肯定不愿与之有染。但不排除极个别业务员为完成“任务”为客户准备虚假材料。

　　“没办法，我们也有任务量的压力，是按人头分的。当然也得认真考量客户提出的各种要求。”另一名外资银行的理财顾问告诉记者。不过，该理财顾问认为，有意违规或犯罪的只是特例，更为常态的问题是，现在银行业务种类越来越复杂，新业务不断涌现。而创新就是对旧规则的打破，监管部门对现在的很多新做法并无明确规定，这给外资银行开展某些业务时打“擦边球”留下了空间。

　　多头监管体系面临考验

　　“外资银行大举开展人民币业务，肯定会增加我们对金融犯罪的监管难度。”浙江省某市经侦大队一负责人告诉记者。该负责人曾与几家外资银行打过交道，外资银行涉及金融违规多是两种情况：一是经营习惯不同，比如按照在国外的经验用某种方式贷款出去，在他们那里是经营了几十年的常规做法，在我们这里可能就是违规行为；二是母行所在国法律条款与我国不相吻合，容易出现问题。当然这些外资银行也想尽办法适应我们的规范，但做事情总有个惯性，需要时间调整。

　　在这位经侦大队负责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刚刚起步，很多监管措施还不能很好地落地。“我们现在的监管体系建设是在跟银行业的发展赛跑。比如我们一直想堵住贪官赃款外逃的渠道。但我们的《反洗钱法》今年元旦才开始实行，很多配套的实施细则到现在还在制定中。而新的可能洗钱通道却还在不停涌现。”

　　“多头监管一直是困扰我们监管的一个难题。”该经侦大队负责人分析说，以反洗钱为例，国家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有23个成员单位，也就是说至少有23个机构与这项监管有关，而目前各机构的分工配合还远谈不上紧密。

　　上海理工大学银行研究中心朱耀明教授认为，目前，银行的业务交叉越来越明显，而我们实行的却是多头监管，对很多新问题难以及时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或设立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例如，外资银行虽然在我国的法律环境下实行分业经营（银行不能同时经营证券、保险、基金等业务），但实际上外资银行集团在中国同时拥有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跨行业机构，可以通过集团内各机构间的协同运作，发挥出同一品牌下的经营优势。这样外资银行的一个具体举动可能就需要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三部门来分工监管，有时难免会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

　　对各监管部门间的合作分工情况，不少监管部门也颇感无奈。

　　上海银监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针对外资银行理财产品，他们专门发过一个文件提了一些要求。但银监会主要是监管理财产品风险控制等方面。对外资银行理财产品涉及外汇管制的规则，则由外管局制定。而反洗钱问题则有央行反洗钱局来管理。

　　央行上海总部外汇监察处一名官员说，《个人外汇管理办法》规定有资格的、经过批准的金融机构才可以换汇。但外管局方面主要是制定法规。而市场准入方面，比如某家银行是否可以做，实际上是由银监局审批的。

　　“关于具体业务方面的事情，都是由银监局管的。但是涉及到非法外汇管理、买卖的话，这是肯定要移交到外汇管理局来处理。”

　　对反洗钱问题，该工作人员答复说，“现在央行有一个专门的反洗钱局，所以这方面的问题我也不好跟你谈。”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的监管部门各司一职，对于有些问题，到底该由什么部门牵头来处理，很难界定清楚。“不是说相关部门推诿，关键是没有一个可依靠的法律依据，我们也没办法。”

　　透视

　　外资银行疾进倒逼中国金融深层改革

　　本报记者赵刚实习记者石贝贝上海报道

　　“还有比坏账更难解决的问题。”

　　在渣打银行的办公室内，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王志浩一板一眼地与记者分析起了中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他认为，下一步中国在金融管理机制方面的改革将更为关键。而外资银行的加速发展，无疑将使这一进程变得更加迫切。

　　改革突入市场经济核心区

　　“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中国银行的全面开放——关键在于能不能由此出发，在中国建立一个市场化的银行体系，而不只是盯着中外资银行之间的市场份额之争。”

　　在王志浩看来，兑现加入世贸组织5周年承诺，给予外资银行全面国民待遇，只不过是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的一个节点。参照其他亚洲国家银行体系改革的经验，中国银行改革可能也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加入世贸组织5周年，只是刚刚走过了一半的路程。

　　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银行业主要是在解决历史问题。现在中国银行业最重要的问题——不良贷款问题基本解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而在下一个5年中，则必须涉及中国金融系统一些深层次的改革。“由于涉及到整个软环境的改变，这部分改革难度更大。”

　　“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银行业又是金融业的核心。”王志浩分析说，中国之所以下决心改革银行体系，正是为了能建立起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更加有活力、能更好的为整个市场经济运行提供支持的金融体系。外资银行与中外资银行同台竞技，肯定会刺激、加快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中国的最终产品市场已经接近于完全开放。然而，中国的主要要素市场（如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大宗商品市场（如能源和一些重要的资源类产品）仍然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如果说市场经济的精髓是通过市场实现要素的定价和配置，那么，中国目前的成功主要还在市场之外。而从2007年开始，中国改革将出现重大的转折，即从原来的产品市场改革向要素市场改革转变。

　　外资银行或成攻坚“推手”

　　“外资银行获得国民待遇后，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的攻坚速度可能不得不提速，而这种金融管理制度上的变革，将是外资银行带给我们的最大好处。”上海理工大学银行研究中心教授朱耀民告诉记者。

　　2006年12月22日，就在批准首批9家外资银行转制为本地法人银行的当天，中国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明确规定，允许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银监会称，其首批试点将选择在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吉林、湖北等6省(自治区)的农村地区展开。

　　“这是中国金融对内开放的一大政策突破。”朱耀民分析，这一进程与对外资银行开放不无关系。关于允许发展民营银行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十多年，但迟迟下不了决心，这次借助对外开放的机会，政策终于有所松动。

　　朱耀民认为类似事情还会发生。外资银行下一步必定会有一个发展高潮，而外资银行许多更为市场化的行为，将对监管层的管理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很多以前管理层想做却一直下不了决心去做的事情，将得到新的推动力。例如在国外，银行都是混业经营的，而国内却一直实行的是分业监管。随着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如何改变监管体系，使之适应银行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也变得越来越紧迫。

　　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徐滇庆看来，我们一直没有走出的重要步骤，就是是否需要新建一些民营银行。新建的意义除了增加新的营业机构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创新，所以发展民营银行的重点不在于新办几家银行，而在于要有一个新的金融制度。

　　声音

　　中资银行的两大挑战

　　未来5年，中资银行要提高竞争力，首先要改进的是风险内控机制。外资银行通常在风险管理上有相当的经验积累，能够更加市场化的解决这一问题。例如，说到风险管理，中资银行常常只肯发放抵押贷款，而渣打在非洲、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推行了中小企业无抵押贷款，通过一整套信用评估体系也能把风险和收益控制得很好。

　　又如在进行风险控制时，外资银行有一套较为成熟的“组合管理”体系，把自己的资金平衡配置在不同的行业中，以化解行业波动的风险。而怎样配置才能既保证安全又能提高回报率，这需要很高的技巧。

　　中资银行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把总行的经验推广运用到分行去。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网点少则六七千个，多则两三万个。相对来说，中资银行总行中对于风险管理和组合管理的学习能力现在已经比较强，但是，在它们下面的一些分支行，由于历史原因，这些方面的意识不是很强。把总行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和技术推到分支行去也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银行上市不解决主要问题

　　如果看的更长远一些，提高金融创新能力才是中国银行业竞争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基本是围绕着国有银行上市为主旋律。好像一改革产权，一改变所有制，一股份化，一上市，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其实上市以后，它的运行机制到底能不能转变，核心竞争力能不能提高，盈利能力能不能与过去相比有重大的改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会“水到渠成”。

　　银行改制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银行的创新能力问题才是一个长久起作用的东西。而中国商业银行的金融机制创新，首先应该从突破我们现在所有束缚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旧观念、旧制度开始。

　　最大的问题是创新有可能违规，违规会引来麻烦，麻烦就有可能影响到银行高管的“乌纱帽”。比如说创新可以扩大市场份额带来利润，这些大家都知道，但关键是创新的成本怎么承担。以前国有银行的各级官员习惯于对上级领导负责，在这样的环境下谁会去冒险创新？如果都转到对市场负责，对提高利润率负责，各银行的创新动力就不会不足了。

　　链接

　　“法人导向”政策

　　法人银行作为境内独立法人，是本地注册，由本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的监管责任；而外国银行分行是境外注册银行的分支机构，由母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的监管责任。我国在对外资银行管理中倡导“法人导向”政策。

　　纵深

　　20％的客户创造80％的利润，在这一黄金法则之下，20%的客户成为中外资银行争抢对象

　　中外资银行“二八”之战

　　本报记者赵刚实习记者石贝贝上海南京报道曾璇不喜欢假期被公事打扰，但这一次例外。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刚刚准备去度圣诞假的她拉回到工作状态。2006年12月22日下午，身为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的曾璟璇在第一时间获知，渣打拔得头筹，成为首批被中国银监会批准进行本地法人银行改制的外资银行。

　　作为在华70多家外资银行中唯一一位女CEO，曾璇素以行事果断著称。放下电话，她立即与渣打银行申请设立法人银行筹备小组负责人冯载麟进行沟通，要求相关部门周末加班，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此外，她还特别吩咐公关部门，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一消息告知公众。

　　“这是给渣打最好的圣诞礼物。”曾璇并不刻意掩饰渣打想在中国银行业开放元年大展身手的意图。

　　32万名财富新贵受宠

　　“只要你有一元人民币，就可以在渣打开户。”在渣打银行某分行，一位市场部人员微笑着向记者描绘外资银行完成本地法人银行转制后的“美好前景”。

　　此言非虚，根据2006年11月16日发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在华外资银行可以申请将境内分行改制筹建为法人银行，完成改制后的外资法人银行，将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可以和中资银行一样，不设下限地开展各种人民币零售业务。

　　因此渣打、花旗等多家外资银行都在第一时间向银监会提交了改制申请。结果，渣打、东亚、汇丰、恒生、花旗等九家外资银行首批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将境内分行改制筹建为法人银行。

　　不过，外资银行并不会因此而完全变成“百姓银行”。一位银行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与中资银行相比，由于网点少，人员少，外资银行在近几年内肯定只能把精力放在利润率更高的高端客户服务上。即便像渣打那样一元钱可以开户，但存款额达不到一定数量的账户可能会被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因此，实际上只有当你能达到数十万元以上的存款量，才真正有必要去选择外资银行的服务。

　　恒生银行中国区总裁符致京的表态印证了上述业内人士的看法。“虽然转成法人银行后，监管机构不再规定最低门槛，但我们恒生银行在中国区的主要业务是集中在财富管理、中高端客户这些方面。我们会自设一个较高的开户门槛，一般是在30万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

　　花旗银行私人银行部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董绍文向记者透露，花旗私人银行业务的目标客户是个人资产净值超过1000万美元的人士。目前，位于上海的私人银行主要客户对象是江浙第一代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用二十多年的实践积累了自己的财富。一方面，他们需要专业的理财指导来使得自己的财富增值；另一方面，他们的企业也需要进一步发展的金融服务，比如融资、引进投资者、海外上市等。“相应的，一方面，我们可以提供这些企业家客户私人财富全方位的管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和其他部门联合，如为客户提供企业融资、并购、海外上市等国内外业务服务。”董说。

　　根据美林集团和凯捷咨询发布的《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富裕人士（拥有10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个人）人数达到32万，富裕人士的财富总额为1.59万亿美元，人均财富为500万美元，位居亚太地区第二位。正是这些“新富阶层”对银行高端业务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他们正成为中外资银行竭力争取的对象。

　　外资银行客户增速快

　　来自外资银行的特殊热情，某些江浙的私企老板已有所察觉。

　　温州一家私企老板周先生告诉记者，一次在上海出席一场晚宴，无意间与一家外资银行的一名理财顾问交换了张名片，从此隔三差五的就会接到这名理财顾问的电话问候。跟几个生意上的朋友聊起来，才知道周围的朋友也经常接到外资银行打来的电话。

　　由于江浙一带民营企业云集，这批私企老板成了外资银行角逐的目标。而私企老板们对外资银行也颇感好奇。江苏江阴青年商会联络100多家江苏企业，其商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最近刚刚开办过一次讲座，向商会内的企业家讲解关于外资银行的最新动态。

　　据了解，去年早些时候，渣打银行、恒生银行、德国商业银行、东京三菱银行等13家外资银行上海分行的代表曾组成联合考察团，专程赶赴浙江，一口气考察了宁波、义乌、杭州三地。而沪上的外资银行理财顾问们，更是频繁地穿梭于沪、苏、浙之间。

　　某外资银行个人金融银行部理财顾问刘先生告诉记者，他们银行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存款客户主要来自三条途径：一是依托品牌，吸引一些潜在客户主动找上门来；二是依靠个性化的产品吸引企业客户，再把他们的高层发展为个人客户；三是多方出击，广交朋友，主动去结识一些富裕人士。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渣打、汇丰、花旗、恒生等一些老牌外资银行，在国人中的品牌知名度都很高。还有一些人有试一试外资银行服务质量的好奇。

　　一家大型外资银行个人银行部理财及贷款顾问李先生向记者透露，他们银行自2006年12月15日开展100万元以上人民币存款业务后，短短十几天内，客户数量已经达到了三位数。其中就有不少是奔着银行品牌主动来的客户。

　　法国巴黎银行私人银行亚洲区总裁龙基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看好中国的高端客户市场。因为“这个市场将急剧增长”。

　　近来针对高端市场，中资银行也纷纷展开了自己的攻势。工商银行设立了为拥有200万元人民币以上人士服务的理财中心。建行成立高端客户部，该行黑金卡的标准是在该行月均金融资产500万元以上人士。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也纷纷强化了自己的高端理财服务。

　　江浙一带的企业、企业家，长期以来和中资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彼此之间千丝万缕。这种情形在短短几年间不是外资银行能改变的。另外，外资银行的那些金融产品、模式，其实是比较容易被复制的。一业内人士颇为乐观。

　　银监会主席助理王兆星则相对审慎，“我们过去有所谓一个不成文的黄金法则，现在中资银行20％的客户创造80％的利润，20％的存款人占有80％的存款。如果这20％的客户转到外资银行，会不会对中资银行的市场、业务带来很大冲击。”这种挑战是存在的。因为外资银行在管理、技术、人才、市场营销方面，经过了国际市场的锤炼，确实有它的优势。“但是中资银行也不会拱手把这部分客户让给外资银行，他们会通过加强自己的服务，特别是加强金融产品创新的能力，竞争这部分高端客户，我想这是块很大的竞争领域。”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基本的判断是，小额客户的单笔业务利润很低，高端客户单笔利润是很高的，这个差距是很明显的。外资银行可能拿下一些利润率较高的“黄金业务”。

本报记者：赵刚、石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