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在效用和幸福间迷失了方向

　　记 者 董 捷

　　在经济版面上讨论幸福，似乎有些侵占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味道，可是任何意义的经济增长其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类幸福。在斯密的《国富论》里，他并没有将财富作为核心的唯一的研究目标，而经济行为核心价值是社会的和谐与人类福祉的提升。

　　经济增长重新回到了它应该关心的命题。今年中国经济工作主题最明显的变化是，经济发展已从“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好”已经被放在“快”前。原因在于经济高速发展后，整个社会的环境资源压力空前。

　　相信不少人都听过这个故事，有一个富人正在沙滩上享受海边阳光。此时他身边躺着一个年轻的流浪汉。富人说：“年轻人，你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奋斗啊。”

　　年轻人问我为什么要努力奋斗啊？富人说，努力奋斗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啊！年轻的流浪汉问获得财富又为了什么，富人说，获得财富你才能到海边度假，年轻人反问道，那么你认为我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这一故事有趣地表示出经济效用的不可比较性，形象地将反差极端化。幸福原本和效用就不是等同的概念。可是在很长时间里，经济增长以非常理性和冷漠的姿态，运用自己的所有资源追逐效用最大化。

　　经济学是以人类的理性为前提的。在很多时候，人们的理性却存在这样的悖论，即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理性的行为，却会降低社会集体的幸福水平。去年年末“毒多宝鱼”和“红心鸭蛋”事件再次印证了这一悖论。

　　农民用药的行为符合效用最大化，可是看似理性的行为却带来食物质量的下降，危及人们的健康水平，显著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水平。包括更早时候的“大头婴奶粉”和“

　　不幸福的经济中还常常涉及对于经济总量的荒谬计算。我听说过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两位母亲原本各自在家中抚养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母亲尽心尽力，孩子们也充分享受到了母爱和幸福，但国民经济不会因为它们的劳动而产生任何变化。

　　后来这两位母亲来到劳动力市场，双双作为保姆彼此到对方家里照管对方的孩子，她们的劳动因此产生了经济效益，当地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得到相应的提高，但双方孩子享受到的只是保姆而非母亲的抚养。孩子难以得到母亲的呵护，母亲难以找到注视孩子成长的幸福感，整个社会幸福感减少了，经济总量却提高了。

　　从影响幸福的要素而言，经济因素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而绝非全部。这些故事非常明确地否定了经济增长的绝对意义，可是现实中我们依然屡屡在冰冷的数据和温暖的幸福之间徘徊，甚至迷失了方向。

　　我们究竟相信谁？答案很清楚。记得年前在杭州市政府的会议上，已有官员提出，经济统计不仅要研究经济总量和收入水平的绝对规模，而且还要关注经济总量和收入的结构，否则经济总量的增加并不会带来民众主观福祉的增加。

　　我们应该从幸福视角审视经济增长。在去年世界银行全国120个城市竞争力调查报告中，当地市民的幸福感已经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