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求生记

　　□本报记者黄小伟文／图

　　在备受指责和内外交困的一次性木筷子行业，一个民间行业协会迅速组建起来，他们试图拯救可能灭亡的命运。这折射出中国在发展和环保之间的两难取舍

　　三个月来，连广将自己和一次性木筷子的命运联系起来。

　　这位哈尔滨市一家木筷子生产企业的老板发现自己的行业正面临灭顶之灾，于是他在去年9月份组织起一家民间行业协会，试图在“取消一次性木筷子”的呼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的对手是中国的环保主义者和各级人大代表。

　　44岁的连广文质彬彬，实际上他也是一次性筷子行业中少有的高学历者———东北林业大学的研究生，在1994年办起了自己的一次性筷子企业。他的一次性木筷子产品主要出口到日本。从1980年开始，日本逐渐把一次性筷子产业转移到中国。

　　每年，中国为日本提供250亿双一次性筷子，占日本筷子进口量的98％，而其中有80％是由黑龙江企业生产。在全国有500家一次性木筷子生产企业，黑龙江有300多家。这些企业分布在黑龙江省的各个林区。

　　但越来越多的环保主义者认为对于森林覆盖率只有18％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资源浪费。更多的人大代表在每年的提案中，将“取消一次性木筷子”列入自己的建议中。一次性筷子的赋税也在逐年提高。

　　连广在2006年发现这个行业的情况已经危如累卵，他被充满危机感的同行推荐出来，组建了黑龙江木筷行业协会。他要做的是向公众说明一次性木筷子并非浪费资源的罪魁祸首，而恰恰为贫困的林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另外，他还得平息这个行业内部难以规范的恶性竞争。

　　一个被公众认为不道德的行业意图证明自己的清白。

　　过街的老鼠

　　虽然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在成立行业协会之初，连广还是碰到了难以预料的困难。

　　按照法律规定，成立行业协会，需要找一家政府部门挂靠。但是连广连续找了几家相关的政府部门，都被婉言拒绝。甚至一位地方林业的主管领导对数次登门的连广说：这个行业有争议，暂时不要做了。

　　“我们这个行业是过街‘老鼠’。”连广说，“他们都远而避之。”在连广搜集的关于一次性木筷子的报道中，自1998年以来，仅有3篇报道认为一次性筷子可以存在。

　　在反对者的眼里，一次性筷子行业的确是一只“过街老鼠”。他们给出触目惊心的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每年中国生产一次性筷子消耗林木资源近500万立方米。占全年木材消耗的18％。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至4000双筷子。

　　在2006年的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提出“限制生产、使用和出口一次性筷子”的议案。他颇为痛心地对前来采访的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说，日本森林的覆盖率是中国的数倍，却明令禁止用本国的木材生产一次性筷子。日本的措施和中国的现状，正说明一次性筷子的生产会造成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

　　这种观点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同时推动了政策的改变。2004年，国家取消一次性筷子的

出口退税政策，2006年先后开始对一次性筷子征收5％的消费税和10％的出口关税。政策从鼓励出口变成抑制出口。

　　“加上

人民币升值，一次性筷子产业实际上赋税高达37％。”连广说，“这无疑是灭顶之灾。”

　　但连广却认为环保主义者提供的数据并不准确。他源引黑龙江森工总局的数据说，一次性筷子主要原料是杨木和桦木。每年1200万箱左右生产量消耗杨桦木为120万立方米左右。由于部分从俄罗斯进口，耗费国内杨桦木数量约为100万立方米。一次性木筷每年消耗的杨桦木仅占国家“十一五”森林采伐限额的0.4％。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峰和东北林业大学教授曹玉昆在不久前的调研中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们发现，杨桦木属于第四类经济木材，使用价值低。1980年代初杨桦木主要作为薪炭材使用，在60－100元／立方米价位上还供大于求；由于一次性木筷行业原料需求拉动，目前这类木材价格已达到约800－1100元／立方米。扣除物价因素，上涨了三倍左右。

　　曹玉昆教授的母亲对女儿的调研充满不理解，她问，难道一次性筷子不应该被禁止吗？主禁者的理由则是：因为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更加剧了中国宝贵森林资源的砍伐。

　　但哈尔滨尚志县林业局局长李宝年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他解释说，林业系统每年的砍伐都是有指标的，按照指标砍伐的木材会进入市场流通，至于生产什么，完全由市场决定。“一次性筷子业完全是市场的选择。”他说。

　　此时家人也不赞同连广的选择。妻子认为，自己的企业并不是这个行业的前几名，就是整个行业不存在，并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

　　甚至上高中的女儿也加入妈妈一边，她经常留心倾听父亲的言论，然后私下指出父亲过激的言论，她对连广说：“你这样说肯定会伤害人，应该温和一点。”

　　“你是一个罪人”

　　连广必须为民间行业协会找到自己的“婆家”。屡次碰壁之后，他决定去黑龙江森林工业总局(以下称森工总局)林产工业局局长白云起那里碰碰运气。在黑龙江，林业系统分为三块管理，森工总局和大兴安岭行署直属国家林业局，还有一块是省林业厅的管理范围。

　　白云起对一次性筷子并不陌生。在2005年中央政府关于是否取消一次性筷子的讨论中，白云起就承担了为此行业辩护的角色。

　　2005年“两会”中，全国人大代表南顺姬建议国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筷子，受到中央高层关注，为此国务院组织各相关部委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代表生产企业出席的是黑龙江森工总局和内蒙古森工总局。

　　在进国务院第六会议室前，白云起发了一条短信：各位，也许我出来后，中国再也没有一次性筷子行业了。

　　轮到白云起发言。白首先指出人大代表提出的一次性筷子每年消耗500万立方米木材的数据并不准确。另外他认为，包括一次性筷子的木材加工原料都是来源于国家计划内的砍伐量，并不存在浪费资源，而是合理利用资源。

　　他质问反对者：国家计划内的砍伐允不允许执行？砍伐下来的木材允不允许加工？

　　“至于砍伐下来的木材生产什么为什么不让市场来决定呢？”他说，“我们决定包饺子，至于用什么馅政府有没有必要全管？”

　　他说完后，在桌子底下，用脚踢了踢内蒙古森工总局的官员，希望得到支持。

　　最后，反对者被说服。会议的结论是，一次性筷子行业合法合理，但是需要加强规范。从会议室出来后，白云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外面发了一条短信：胜利了。

　　这样的解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每年黑龙江省的人大会议，白云起都得面临人大代表关于一次性筷子类似的质询。

　　作为森工总局的官员，白云起有自己的烦恼。

　　黑龙江森工总局管理包括伊春(小兴安岭)等40个林业局的森林资源。由于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其每年的木材砍伐量从1987年的1260万立方米下降到2006年的419万立方米。砍伐量的减少导致其管辖的180万林业人口存在严重的就业压力。

　　2005年，黑龙江森工系统国有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076元，仅为该省2005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3。

　　白云起认为，林区就业压力的缓解出路就在于发展木材深加工。而一次性筷子行业因为投资少，附加值高，一直是林区的主导产业，同时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了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2004年，大兴安岭的一次性筷子产值就占其全部林产工业产值的31％。

　　“在环保和发展之间，合理的消耗是必须的。”白云起说。

　　但白云起发现自己此时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不仅面临人大代表的质询，而且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不久前，已经读大学的女儿突然质问起白云起：“爸，你作孽呢，你为什么要生产一次性筷子，你搞了这么多年的林业，你是一个罪人。”女儿的班级刚刚开过关于一次性筷子是否应该禁止的辩论会。得知其父亲是林业系统官员，女儿被安排为反方。

　　“我没办法解释，因为孩子没办法理解林业的艰难处境。”这位曾经在基层做过林场场长的官员说。

　　对于连广的请求，思量再三，白云起决定出具文件，成为筷子协会的主管部门。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对曾经也是国有林场场长的连广说：“我们都对林业充满感情。”

　　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流泪了，再也无法反对。”连广的妻子说。

　　争取话语权

　　协会身份解决后，会长连广认为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筷子企业的话语权。

　　1月26日，黑龙江木筷行业协会将与日本割箸输入协会的13家企业进行谈判，主题是双方未来的合作前景，最敏感的话题依旧是价格。这13家企业占日本筷子进口量的60％以上。这也是国内筷子行业第一次与日本企业大规模的对话。

　　尽管占据日本一次性筷子市场进口量的98％，但是中国企业在与日本企业的价格谈判中，并不占有话语权。

　　一个事实是，虽然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一直涨价，并且赋税越来越高，但是出口价格的涨幅并没有随之水涨船高，甚至出现不可思议的相对性下跌。

　　在牡丹江市武龙贸易公司总经理李常林的记忆中，1985年，杨桦木的价格是60元每立方，但是一次性筷子对日出口的价格是32美元(此时1美元合2.8人民币)，而20年后，杨桦木的价格上涨到每立方900元，此时一次性筷子对日出口价格仅在25美元左右。

　　“原因是中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无法对外形成统一价格。”

　　李常林说。他的公司曾经是中国最大的一次性筷子出口商，在1990年代每年对日韩出口筷子100万箱。

　　在无规则的恶性竞争中，生产企业成为最后的受害者，成本上涨的压力被转移到他们身上。2004年国家取消出口退税优惠政策后，拥有80％生产量的黑龙江生产企业30％关门倒闭。

　　2002年5月，为了抑制这种恶性竞争，商务部(当时为外贸部)对木筷出口实行预核签章管理，就是出口企业的出口价格不得低于指导价，意图规范出口企业的经营行为。

　　但是事实上，指导价格过高，导致企业不得不暗箱操作，虚报价格。而价格报高了，税收也相应增高。“如果按照指导价格，绝大部分企业都会亏本销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筷子出口企业负责人说。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以前基本上不和日本企业打交道的连广聘请了一位日文翻译。负责在网络上查找那些日本筷子进口商的信息。然后给这些企业发去传真，传真以中国一家筷子行业协会的名义，要求和日本这些企业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显然日本企业一时间还不适应这样的方式，他们以前面对的都是单个的企业。在和连广初次接触的过程中，这些日本企业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愿意出什么样的价格？连广向他们解释说，他是以一个行业协会会长的名义来谈的，并非为做一单生意而来。

　　“我暗示他们，如果一个垄断性企业联合体发怒，那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连广说。

　　这种暗示显然起了作用，日本割箸输入协会愿意坐到谈判桌上，就出口价格、双方的进一步合作进行交流。甚至提出按照进口量出一部分资金设立基金会，以资助中国林区贫困人口就业和子女上学，改变一次性筷子的行业形象。

　　这无疑是一种激励。与当初的漠不关心相比，现在很多筷子企业的老板在电话里询问即将举行谈判的情况。每次，连广都大声地向他们发出热情邀请：来吧，人多力量大。

　　到俄罗斯去

　　虽然协会工作开展迅速，但是不好的消息带来的糟糕心情足已抵消喜悦。在去年年底，一次性筷子行业内部就盛传政府将在2007年征收20％的资源税，2008年将彻底取消这个行业。

　　白云起每年年初都会接到下面林场木筷企业老板的电话，询问他们的企业还能维持多久。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也不知道。”

　　尚志林业局的小九林场距离哈尔滨100公里，场长宋学伟在几个月前听说将征收资源税后，便将下面的筷子厂停产，工人休假。每天失业的工人都缠着他，询问什么时候开工。后来征收资源税的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工厂又继续运转，但错过了购买原料的最好季节，只好开工一半。

　　在这个工厂里，李红一边熟练的把次品从一大堆筷子中挑出来，一边低声地回答问题，“每个月400元的工资是我们全家收入的一大块。”她说。

　　“我们在做最坏的打算。”连广说。

　　1月6日，连广在办公室等待一位在俄罗斯经营多年的中国木材商王廷华，他希望和这位木材商建立合作关系，探讨将工厂开在俄罗斯的可能性。王在俄拥有17000公顷的森林租赁权，并拥有一家木筷加工厂。

　　在国内木材资源紧缺和政策收紧的压力下，连广建议他的会员企业直接去俄罗斯投资。

　　占世界森林资源面积近1／4的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原木进口国。2005年俄罗斯原木出口4800万立方米，其中42％销往中国。但俄罗斯于今年1月1日起提高原木出口关税，并规定此后每年上调30％，其目的是减少未被加工的原木出口，鼓励在俄罗斯本地发展木材深加工。这无疑是中国筷子企业移民的利好政策。

　　连广对于投资俄罗斯却心有余悸。1993年，连广就把眼光盯上了资源迷人的俄罗斯，在距离黑龙江满洲里口岸不远的赤塔洲投资60万元建起了筷子厂，但因为俄的政策变化，被迫撤回投资，血本无归。

　　“变化无常的政策是投资俄罗斯的最大风险，”连广说，“另外充满酒鬼也是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些本地工人经常一拿到工资，就会从工厂消失，只能从酒馆的醉鬼堆里找到他们。

　　王廷华认为，随着俄罗斯入世谈判进程加快，在俄投资风险逐渐减小。但王仍建议，进军俄罗斯不应该操之过急，如果大规模直接投资，存在的风险仍然比较大。

　　交谈中得到的信息还是让连广对进军俄罗斯充满信心，连广的想法是，先是鼓励会员企业和在俄的木材加工商建立合作关系，在机会适当的时候，把工厂直接开到俄罗斯。

　　1月9日一大早，哈尔滨零下23摄氏度。连广赶在上班前到达黑龙江省商务厅，成功地说服主管领导同意商务厅成为十几天后中日企业谈判的主办者之一。“以前企业碰到问题都不知道该找谁，我现在是在完成这个工作。”他说。

　　现在连广将工厂生意交给妻子。在外面的应酬中，他更愿意别人称呼他为连会长。几天前，他和白云起两人喝酒，喝到酒酣处，白拍着连广的肩膀说：我2005年保住了这个行业，要继续下去，全靠你了。

　　“我非好出头之人，但的确现在这个行业需要一个人出头。”连广说。

　　(P1196321)

　　

　　“每月400元的工资是全家收入的一大块”

　　

　　连广正在竭尽全力为一次性木筷子正名